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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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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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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毛润之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一、“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毛泽东和文正莹

二、“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毛泽东和邹春培

三、纯儒·塾师·堂兄——毛泽东和毛宇居

四、“过激派老师”——毛泽东和李漱清

五、“一个失业的法科生”——毛泽东和毛岱钟

六、“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毛泽东和毛麓钟

七、“没有他,我只怕进不了洋学堂”——毛泽东和李元甫

八、“是先生教我学起步的啊!”——毛泽东和谭咏春

九、“洋学堂”里的“洋先生”——毛泽东和萧佚名

十、政治ABC的入门向导——毛泽东和贺岚岗

十一、“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毛泽东和符定一

十二、“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毛泽东和柳潜

十三、“老先生一生淡泊,难能可贵”——毛泽东和胡汝霖

十四、恩恩怨怨五十载——毛泽东和张干

十五、五载师生缘一世不了情——毛泽东和袁仲谦

十六、一代师表启后昆——毛泽东和徐特立

十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和罗元鲲

十八、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毛泽东和黎锦熙

十九、风仪师友志同道合——毛泽东和方维夏

二十、“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毛泽东和王立庵

二十一、表兄·挚友·恩师——毛泽东和王季范

二十二、“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

二十三、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

二十四、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和孔昭绶

  一、“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毛泽东和文正莹


  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毛泽东从两岁多开始直至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一直是寄养在外婆家,他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这个小山村度过的。

  寄居唐家土乇,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驿站。在这里,他成为舅父文正莹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学前教育。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老师,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乃至十岁左右的孩子入学。

  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到屋后的田里去捉蚱蜢。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学堂里去玩耍。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生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数十年后,当年每天带毛泽东上学的文南松,对从师家父门下的这段启迪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

  的确,正如文南松所回忆的那样,文正莹是一位正统思想观念颇为浓厚的旧文化人,他打破常规培养教育外甥的最初愿望,自然是要把毛泽东引向“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之路。但是,有一点却是应当肯定的,那便是通过这种教育途径,使毛泽东获得了对于一般的农家稚童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知识启蒙,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大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

  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手下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加以拒绝。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为什么唐家土乇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免费到八舅的学馆里读书,而却把这个家大业大的富家子弟拒之门外呢?文正莹事后告诉外甥,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那些没文化、没钱财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文化的坏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生。《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内容颇为细密。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不久,即正式拜师读书了。

  从此,毛泽东虽然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直接得到八舅的教导,但每逢四时八节放假时,他总忘不了要翻山越岭到唐家土乇去看望八舅,并接受八舅关于做人和治学的谆谆教诲。

  他记得八舅文正莹的屋里放着很多书,于是便到八舅家去借书。到唐家土乇来回虽只有二十多里,但山路崎岖,费时又费劲。每次去借书,总是天麻麻亮动身,摸黑才回家。

  去八舅家借书,父亲怕误了农活,时常不同意,母亲总是设法给他打掩护,或者要他给八舅家送点什么东西啦,或者要他去八舅家拿些什么东西回来啦等等。这样,父亲有时也只好勉强答应。

  1906年,毛泽东休学在家。这时,他的父亲毛贻昌想送他去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学徒。那家米店的老板毛槐林是毛贻昌的房兄,关系一直很好。毛贻昌希望儿子在经商上搞出点名堂来,日后成为一个财东。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去,在去外婆家看望舅父舅母时,将这一情况及自己不想去的心思告诉了舅父。

  听了外甥的叙述,文正莹半晌没有吱声。说心里话,他对妹夫毛贻昌只顾搞发家致富,而不管孩子前途的做法,是颇为不满的。毛泽东是他看着长大的,他深知这个外甥很有读书天份,若是半途而废,那太可惜了。因此,他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劝说妹夫改变要毛泽东弃学经商的想法。主意已定,他便劝毛泽东不要着急,就在唐家土乇住上几天,等过些时他和七舅一起去上屋场做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文正莹就和哥哥文正兴、儿子文运昌一起,偕同外甥毛泽东来到了韶山冲上屋场。在中午的招待席上,文正莹在闲聊了一番外甥儿时在唐家土乇读书的逸闻趣事后,当着妹夫毛贻昌和众人的面夸赞毛泽东“绝顶聪明”、“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希望妹夫要好生培养,切莫耽误和埋没了外甥。他还建议,干脆送毛泽东到城里的新式学堂去读书。为了说服毛贻昌,他还将儿子文运昌曾经就读过的湘乡东山小学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说那里是怎样注重新书,开设了很多西方“新学”课程,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是很不错的,等等。他的介绍,打动了毛贻昌,也坚定了毛泽东去那里读书的决心。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兄长文正兴、毛泽东在韶山的塾师毛麓钟、李漱清、毛宇居等人的支持,大家都纷纷劝说毛贻昌送子去新式学堂读书。在众人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放弃送儿子去学经商的打算,同意毛泽东继续上学。

  就这样,入秋以后,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通过考试后,成为了这所“洋学堂”里的一名正式学生。

  湘乡县城离唐家土乇路途遥远,文正莹不能亲自照看外甥,便一再嘱咐同在湘乡县城读书的儿子文运昌,妥为关照表弟毛泽东。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书,便去了长沙。先后在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后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即进入一师。

  虽然学校换了几所,但在文运昌处所借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两书却携带在身,不时翻阅。1915年,寒假期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父家向舅父文正莹等拜年,顺便带来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由于文运昌不在,又因为两书借阅太久,有所损毁,便留下了一张“还书条”,以示歉意。在这张还书便条中,毛泽东写道:“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解放后,这个便条被收藏人文运昌上缴给国家,成为文正莹父子二人支持早年毛泽东追求真知的有力佐证。

  对在求学阶段八舅文正莹父子给予的帮助,毛泽东到老不忘。解放后,他在同表兄文运昌、文南松等见面时,曾一再提起当年舅父们力劝父亲送他到“洋学堂”读书和他在八舅家借书常常因久读未还而损坏的往事。他说:“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口罗!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

  自从在八舅文正莹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后,毛泽东便步入了一个新的广阔世界。由韶山而湘乡,由湘乡而长沙,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天地。

  1918年夏季,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了八舅对他的关怀,从第一师范顺利毕业了。

  8月初,毛泽东和一批湖南进步青年,齐聚在他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将启程北上了。

  毛泽东于8月15日与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当抵河南郾城漯河寨时,因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19日到达北京。嗣后,进入北京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学习,同时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四处奔走。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不幸病逝,毛泽东听到噩耗,泪如雨下。他即抽身回到唐家土乇,为七舅父奔丧,并看望和慰问痛失手足的八舅文正莹。

  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尔后他又来到唐家土乇,专程给八舅文正莹及舅母拜年。他给八舅家送了一些过年的礼物,并对舅舅说:“我这次是到湘潭贴招生广告的,特地回来打个转,看看你老人家。”他还将自己准备处理家中田产、阖家迁往长沙的计划,告知了文正莹,并请舅舅帮助拿主意。文正莹当时虽然觉得,毛家这份颇为可观的家业,是妹夫毛贻昌和妹妹文七妹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就这样放弃未免可惜。但他又深知,外甥毛泽东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知识青年,既然作这样的打算,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作为娘舅理应支持才是。于是,他不仅对毛泽东的想法表示赞成,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文运昌和文南松,于第二天和毛泽东一道来到韶山上屋场,帮助处理变卖家产的有关事宜。

  此后不到一个星期,泽民和唐家土乇的二位表兄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妥善地处理了家产,带着简单的铺盖和换洗衣裳,告别了贤妻爱女,告别了故土韶山,和哥哥一道来到了省城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搞校务,并由此步入革命的征程。

  毛泽东将全家动员出来后,自己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活动之中。6月底,他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尔后,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工作虽然忙,但是,对于唐家

  土乇的亲友们,他仍是十分的惦念,特别是对自己有过培养教育之恩的八舅父,更是常挂于心。1922年11月,在长沙主持中共湘区委员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工作的毛泽东,趁老乡回乡之便,特地修书一封,带给八舅父母,请安问好。信云:舅父母大人尊前:久

  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言,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德安!

  甥毛泽东上十一月十一号

  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可以说,他的至亲长辈,就只有八舅父母了。又由于童年时代在唐家

  土乇时,八舅父对他的学业要求很严,这么多年了,毛泽东一直未敢忘记舅父的严教,特地汇报自己的“学问”之事,可见舅父对其的影响之深。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偕妻子杨开慧回乡养病期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并创建韶山党支部。其间,他们夫妇二人曾多次带着儿子岸英和岸青,前往唐家土乇看望八舅父母,并发动外祖家的亲友们参加大革命运动。

  1927年的春节前夕,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回到湖南,专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这次,毛泽东再度回到故乡韶山,又去了唐家土乇,并请德高望重的八舅出面,把唐家土乇的父老乡亲叫到一处,讲办农会的好处,讲革命的形势。他动员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在他的动员下,唐家土乇文家的很多亲戚,都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烧毁黑暗旧世界的星星之火。对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反动军阀在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实施剿杀的同时,也对“共匪头子”毛泽东的亲属进行迫害。作为毛泽东的至亲,文正莹一家被湖南军警列入“匪属”,屡次遭到通缉追捕。1927年夏秋时节,白匪数十人夜袭唐家土乇,企图抓捕文正莹和文运昌父子,所幸有人事先通报,他们两人方才逃脱。文运昌离家后被迫出走广东,投奔粤军第三军第一师长贺端庭麾下,贺端庭是湘乡县四都乡大坪人,对文运昌的到来表示欢迎,聘其为咨议,襄办军务。文正莹在外躲避一时后,因惦念故土亲人,又回到唐家土乇。1929年2月22日,许克祥部出动一个班的侦缉队,再次包围唐家土乇,将文正莹抓获后,五花大绑押至株木塘,后关入颜家湾。这期间,匪兵对文正莹用尽酷刑,逼他同毛泽东脱离舅甥关系,公开宣布不认毛泽东这个外甥,同时还要他招供外甥媳妇杨开慧的去处,均被他严辞拒绝。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湘乡县各界士绅联名作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正莹年迈体弱,已被匪兵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才把他释放回家。文正莹归后,因伤疾不治,于同年5月4日不幸去世。老人在弥留之际,神志仍十分清醒,他含泪喃喃念叨着外甥毛泽东的乳名“石三伢子”,神情之中流露出对昔日那无比喜爱的“陪读郎”的挂念,悲泪之中饱含着他们师生和舅甥之间那份深沉的未了情缘。

  对于八舅文正莹的溘然谢世,此时正在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自然不曾知晓。但是,对故乡和亲人们的无限眷恋之情,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这期间,毛泽东先在陕北领导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尔后又指挥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军队决战。他虽无暇与故旧亲朋通信,但内心十分眷念家中的父老乡亲。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在四野同志的护送下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除了详细询问唐家土乇外婆家亲友的情况外,特别关心文运昌的情况,并让毛泽连回韶山后务必去唐家土乇一趟,代向文家亲友致以问候。

  自从1927年春天离开唐家土乇后,一直到解放,毛泽东同外婆家的亲友们再也没有相见过,难以抑制的思念之情煎熬着他。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身为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日理万机的他,终于亲自布置身边工作人员给湖南省委交际处打电话,邀请表兄文运昌、文涧泉等人,尽快进京相见叙旧。

  4月24日,文运昌来到了北京,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在前门饭店。3天后,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将他们接到中南海住地。其时,毛泽东、江青等早已等在那里了。

  他们从农业生产谈到农民生活,从龙潭土乇的巨石谈到石砚冲的茶籽,毛泽东仿佛回到了儿时忘情过的那片山水。聊着,聊着,话题聊到唐家

  土乇——毛泽东儿时曾经识过字、读过书的地方,落到了八舅文正莹的身上。毛泽东动情地对文运昌等人说:“八舅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只可惜过世得太早了,没看到今天的解放,没等到做后人的为他老人家尽孝……”稍停,他又对两位表兄说:“等我有空,想到你们家去一下,一来看看亲戚们,也给七舅八舅上上坟……”

 二、“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毛泽东和邹春培


  古时,老师的地位列于至尊,与天地君亲分享祀典。其所以致此,按照韩愈的诠释,则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愚夫之成为智者,凡夫之成为俊才,或谓收功于老师的教育点化,并非过分。正如古书所言:“蒙以养正,圣之功也。”

  1902年春,毛泽东在结束了唐家土乇的寄养生活,告别八舅文正莹和外婆家的诸位亲人回到韶山冲后,遂开始正式拜师求学了。

  毛泽东就读的学堂,就坐落在上屋场西侧不足百米远的南岸。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据考证,它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青砖青瓦,白色粉墙,占地面积约有一亩见方,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有气派的一所学堂了。就是在这座由祠堂改建而成的学校里,毛泽东在他那艰难跋涉了十五六载的从师求学之路上,迈开了非同寻常的第一步。常言道,求学是人生的第一驿站,毛泽东正是从迈进这座不起眼的祠堂开始,踏上他辉煌人生旅程的。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开学的第一天,毛贻昌牵着儿子的手,把毛泽东送到南岸私塾。在祠堂那间阁楼上,毛贻昌让儿子拜见了老师。邹先生见过新学生之后,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看了看邹先生那严肃的神情,听着那似懂非懂的话语,像大人一样郑重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对神龛并不陌生,寄居在外婆家的时候,他常到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私塾蒙馆“旁听”,那里的神龛也和这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作了揖行了礼。邹老先生见此状,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他高兴地对毛贻昌说:“顺生公,令郎资质聪颖,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

  毛贻昌见先生夸奖儿子,心里自然很高兴,但他嘴里却说:“邹先生,种田人家的子弟,不求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也就要得了……”

  就这样,毛泽东初次踏进了学堂门。

  塾师邹春培是一位非常严厉古板的先生。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不打不骂不成才”,“棍子底下出好人”的教育理论,学生只要稍微懒惰或越轨,动辄施以打板子、打手心、跪、站等体罚。背书时,他正襟危坐,让学生背对着他站立,弄得气氛相当紧张,学童望而生畏,已记住的一些课文,往往吓得又忘记了。

  毛泽东对老师这种动不动打骂学生的行为很反感。那时候,他还没有像有些书上描述的那样懂事,不明白老师这是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严格要求学生的一种表现,而是觉得这个先生很凶、很坏。因而,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用多种方法对先生进行反抗。

  有一次,轮到毛泽东背书,可他硬是不按邹春培的“规矩”肃立,仍旧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立起来?毛泽东竟和他论理说:“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邹春培训斥他说:“你怎能跟我比?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先生,就如同你的父亲一样。哪有尊长和晚辈一起陪站的?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见先生动怒,仍不急不躁地说:“我不习惯站着背,一站着腿就打抖,也就背不出书来。所以,在家里父亲是从不让我站着背书的。你既然说你就像我父亲,那就也不该让我站着嘛!”他巧妙的对答,使邹先生无言以对,只得依他。平日里,在私塾敢冒犯先生的学生几乎没有过,而毛泽东刚入学便顶撞起先生来,这令邹春培很是窝火。他感到毛泽东是个不肯循规蹈矩、不大好管教的学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毛泽东那独特的个性,以及在顽皮之中显露出的灵性和机智。

  是的,邹老先生没有看错他的学生。幼年毛泽东的确具有一般农家孩子所不及的聪明,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儿童那种冥顽和淘气的习性,特别是那种伴随在异常顽皮中的机智和勇敢的天性,有时竟让他这位老先生也无可奈何,但又不得不叫人咋舌称奇。

  例证之一,是毛泽东带着小同学偷邹先生家的果子。原来,邹春培先生的家就在南岸私塾后面,他家的房屋周围栽了不少果树,什么桃子树呀,柚子树呀,枇杷树呀等等。每当到了果子成熟时,毛泽东和一群伢子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勾住了,心里那股馋劲就别提了,只是由于邹先生的母亲邹四阿婆看得严实,手里还拿着根竹竿子,随时准备教训这些小淘气鬼。哪个伢子偶尔偷摘了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叫嚷,又是追打,还向家长告状。最要命的是,她有时还把偷果子的学生“捉”到学堂,让当先生的儿子给打一顿竹板子。伢子们背后骂她“小气鬼”,“背时婆”,存心和她作对。有一次,他们乘先生有事外出,瞅着邹四阿婆不在树下面,以为她放松了看护,便发出信号,一群伢子向树上爬去。可是,冷不防邹四阿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她一边嚷嚷着,一边挥动竹竿就向孩子们打来,毛泽东急忙指挥伙伴们一哄而散。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比一般伢子长得高大,便把竹竿转向他,喝斥道:“好呀,石三伢子!你敢偷阿婆的果子,我就打你!”毛泽东一看情况不妙,纵身跳进附近的沟里,接着翻身跃出沟外,奔向离上屋场约两百米的冲口处那两棵大松树。伢子们如法炮制,三把两把就爬上了树。等到邹四阿婆迈着三寸金莲,跌跌撞撞追来时,他们已高居树杈,笑的笑,喘气的喘气,做鬼脸的做鬼脸,庆祝自己的胜利……对于这件“杰作”,毛泽东在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54年夏,韶山的毛继生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见面谈过一阵话之后,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问:“南岸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在?”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大枞树”就是上屋场旧居下面二百米处的这两棵松树,但他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问这个。“主席,这么些年了,为么子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我们伢子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接着,毛泽东乐呵呵地讲起了上面这个故事。毛继生听了,先是觉得好笑,后是吃惊:在自己的记忆里,听到的毛泽东儿时的故事只有那种乐于助人,老实肯干,办法强、主意多一类,难道毛主席在童年时也调皮捣蛋?!

  例证之二,是摸邹四阿婆的盐姜等干果吃。邹四阿婆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姜片之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那双手一盘,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酸辣的“山珍”。冲里的人都夸她手艺强,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更是羡慕得不得了。邹四阿婆做干果干菜时,为了防止小伢子们偷吃,总是把它晾晒在屋顶上。这可把毛泽东他们馋坏了。搭梯子吧,偌长的家伙搬动起来会被人发现;用竹竿挑拨吧,又要弄出声响;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飞到屋顶,那可就好了……正想着,忽然一只大绿蚱蜢从眼前飞过,他不觉心眼一亮:有了!他马上让小伙伴捉来几只蚱蜢,用细长绳子系住它锯齿形的长腿,然后顺风抛上房去,让它们爬到干果上,再牵动绳子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干果挂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像鸡啄米似的,抢着拣地上的干果吃。傍晚,邹四阿婆爬上梯子收拾东西时,发现干果少了许多。可是天未刮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上也不见痕迹,真叫她弄不明白。老人自言自语道:“给背时的乌鸦偷吃了?难道你们也晓得我四阿婆做的干果好吃不成?”这时,躲在一边“看风景”的毛泽东和伢子们,乐得捂住嘴巴直笑,他们笑邹四阿婆又“恶”又“笨”,同时夸蚱蜢又聪明又勇敢。

  我们大都知道,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在江河湖海里畅游,喜爱在大风大浪中征服对手,宣泄情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诗句,就是他与水打交道留下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不但酷爱游泳,而且泳技高超,泳姿多样,“中流击水”似“闲庭信步”,应该说是得益于他童年、少年的馈赠——上屋场前的南岸塘,就是他少小时习武练艺的最好场所。

  毛泽东对于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嗜好。几岁时,一般的幼童即使掉进一个水土当,也会吓得直哭,而他却敢在南岸塘里滚。他还用跳水的拿手好戏,躲过父亲数次蛮不讲理的追打。现在,南岸塘边还插有一块铁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游过泳的池塘。”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曾指着这口塘叹服地说:“毛主席是小时候游池塘,老年游长江啊!”

  提起毛泽东“小时候游池塘”,人们自然会忆起他10岁那年在南岸私塾惹起的那场“游泳风波”。

  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南岸蒙馆的小阁楼上,闷热得就像蒸笼,灼人的太阳透过伸手可及的瓦缝射进教室内,散发出难耐的热气。

  一天午饭过后,邹春培先生摇着芭蕉扇来到教室,向大家吩咐道:他下午有事外出,不在蒙馆,学生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他回来以后,将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毛泽东虽然调皮,可是读书却从不含糊。邹先生走后,他先将昨天学过的课文温习了一遍,然后,便开始预习老师下午将要点读的新课。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泳而归”,“吾与点也……”读到这里,毛泽东又把这个句子重念了两遍,尔后戛然停住不读了。这时,他陡然记起上次学过的一篇课文中的一句话:“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他心中暗想:哦,原来孔圣人是赞成门徒们游泳的呀!

  午后,烈日当空,小阁楼上热浪逼人,就连桌椅板凳都被骄阳烤得发烫了,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空气便要燃烧起来。汗水像一条条讨厌的小虫子,顺着毛泽东的脊背往下爬,把他身上那件白棉布短衬衫都浸湿了。

  毛泽东用衣袖揩了一把汗水,拿起课本继续读起书来:“……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刹那间,毛泽东眼睛一亮:看来,古时候就有“童子”和“冠者”下河游泳的先例,而孔夫子也很赞同。眼下,天气这么热,我们何不也到池塘里冲个凉?“可是,邹先生回来后要责问怎么办?”他脑子一转悠,一个对付先生的“点子”冒出来了。

  这就是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那个后来几乎被所有教导过他的老师视为“特殊学生”的蒙童!他不到10岁,却天性聪敏机灵,常常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有限知识,又去钻老师的空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欢呼雀跃地跑出蒙馆。大家站在杨柳依依的南岸塘边,望着清凉澄澈的塘水,心里痒痒的,等着“孩子王”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首当其冲,一个猛子扎进碧水清波中。其他学生娃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扑嗵”、“扑嗵”地跳进塘里。他们就像一群鸭子一样,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早把老师的吩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馆,小阁楼空无一人,心里好生纳闷: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朝窗外一望,却见学生们赤身裸体正戏水弄波,玩得开心。他来到塘边,铁青着脸,狠狠地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回到蒙馆,学生们低头垂眼,等候先生发落,惟独毛泽东神态自然,若无其事。邹先生责备的目光盯着毛泽东,通过上次“背书事件”,他便对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想:大概只有毛泽东才敢带这个头,今天非惩罚惩罚他不可!

  “谁让你们下水的?——润之,是不是你带的头?”邹先生严厉地责问道。

  毛泽东敢作敢当:“是我带头的!先生!不过,若要问到是谁让下水的,那就是孔圣人!”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

  “什么?你!你……”邹先生一听此言,气得脸色发白,他用戒尺指着毛泽东,就要动手。

  “且慢!”毛泽东一下子打开《论语》,翻到邹先生要点读的《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递到先生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游泳吗?”

  蓦然,邹春培扫视到孔子的那句“吾与点也”,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他气急败坏地折断了那根戒尺,把门“口平”地一摔,忿然走出了学堂门。

  但是,邹春培并未就此罢休。他来到上屋场,一见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便气冲冲地说:“顺生兄,你家石三不得了,他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他这样的学生啦!”毛贻昌问明原委后,忙向邹先生赔笑脸、讲好话。他历来家教颇严,听说儿子竟敢坏了学堂的规矩,还有违师道尊严,与先生顶嘴,就格外恼火。他顺手在家里拿了一根竹竿,向南岸私塾跑去。

  毛泽东知道今天弄得先生下不了台,先生定不会饶他。后来,他见邹春培出去了,就猜想到他准是到父亲面前告状去了。毛泽东深知父亲的秉性,脾气一上来准有一顿好打,他的棍子可比邹老夫子的戒尺厉害多了。于是,他不敢回家,背起书包离开课堂,一溜烟地逃跑了。他听说县城离韶山好远好远,心想跑到县城父亲一定抓不着、打不着,于是便信脚向山外走去。可不足10岁的他,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开家几里远,还未能走出韶山冲。

  毛泽东的出走,在韶山冲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虽对儿子的“忤逆”行为大为恼火,但更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只好和长工阿贵等人一道,四处寻找出走的毛泽东。后来,幸亏一位砍柴的老人,遇上了迷路的毛泽东,才将他护送回家。

  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没有因此再打毛泽东,先生也没有再为难他。对这次的经历,毛泽东自我感觉也很好。几十年以后,他向一位国际友人谈起它时,称之为“一次胜利的罢课”,他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一场“游泳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不只是毛泽东参与“反抗”和“斗争”的尝试,同时还是他降服江河湖海的演习,它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绝不可低估!

  如果说,童年毛泽东游南岸塘,是出自于童真与天性的话,那么,后来他进行的许许多多诸如“畅游”“横渡”这类的游泳活动,则都有着质的升华——在这种貌似平凡的活动中,反映着他的好恶、爱憎,寓予了他对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求。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携来百侣”遨游湘江,不是单纯的游玩消遣,也绝非青年人冲动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举动——为了强健体魄,磨炼意志,在游泳中去经受险风恶浪,去体会人生的道路,悟出社会的哲理,增强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及至中晚年,渗透在游泳活动中的政治色彩,就越发浓厚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私塾里,毛泽东虽被先生排在顽皮的学生之列,但他会读书也是出了名的。

  在学习中,毛泽东表现出聪明的天资,尤其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他读书时从不出声,读过后很快就能背诵和默写。邹春培有时故意让他多背点书,但总难不住他。毛泽东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先生没有点读过的书,他也能认得。由于他天资聪慧,在学习上不需要先生多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老师总是喜欢成绩好的学生,邹春培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他十分器重毛泽东这个调皮而又聪颖的私塾生。据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妻子)回忆:邹春培曾向她的母亲夸奖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问他,你花钱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我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

  邹春培古文功底比较深厚,尤其擅长吟诗作对。他常常让学生“属对”,用这种办法来测试他们的成绩,并以对不上“对子”为由,处罚那些不用心读书的学生。一次,邹先生点毛泽东背诵一篇晦涩古奥的文章,没想到毛泽东倒背如流。邹先生寻思:背书看来是难不倒毛泽东的,凡是讲过的课文,他没有不会背的。那么属对呢?想到这里,他挥笔在墨板上写下“濯足”二字,然后将所有学生扫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明白:这是让他做的题目。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讲台略作沉吟,便在“濯足”二字下面对以“修身”。

  邹春培惊喜而欣慰地捋着灰白胡子笑了。

  如前所述,自游泳风波和罢课行动之后,邹春培对毛泽东的态度的确温和了些,但内心仍难免有成见,他明里不好追究,却采取了一种更特殊的处罚办法:让毛泽东属对,对不上再另行责罚。上一次他和毛泽东已经“交锋”过,知道这个小娃娃不好对付;这次,邹先生在属对的题目和内容及形式上动了番脑筋,下决心要考倒毛泽东。

  一天放学后,邹先生随意领毛泽东到一畦菜地里,扯下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带回家去,同时交待,明天一早必须还他一茎与牛皮菜能对得上号的菜。说完,用微笑之中略含轻蔑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绝顶聪明的毛泽东,从先生的表情中“破译”出潜台词——“我倒要试试你小娃娃究竟有多大本事,对不上看我扫尽你的脸面!”

  毛泽东明白,先生只不过以此讽刺和挖苦自己狂妄自大,寓意他说大话,吹牛皮,华而不实。于是,他对邹先生说:不用等到明日,只需稍等片刻即可答对。“既然所对之物是蔬菜类,答案必可在田间寻找!”他稍一思考,随即灵机一动,在菜地旁拔起一蔸马齿苋菜,交给了先生,然后迳直离去……

  邹春培接过那株马齿苋菜,看了又看。一向苛刻古板的他,顿时由衷赞叹道:“‘牛皮菜’对‘马齿苋’,对得好,对得好!真是奇才,奇才呀!”望着毛泽东那很有大人风度的身影渐渐消逝,邹春培感到双眼模糊了,两行老泪不禁夺眶而出。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糊涂了,悔不该和一个10岁孩子一般见识,竟用如此刁钻的手法来难为他!

  此后,邹春培每每逢人,便既欣喜又不安地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及矣!”

  对邹春培这位启蒙老师,以后成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始终未能忘记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好处。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受韶山父老乡亲之托,特地进京探望当选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并致祝贺。这期间,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几次和堂弟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故乡各方面的情况,并特别问到老师邹春培一家的情况。当他从毛泽连这里知道邹春培早已谢世,其子邹普勋身患疾病,家境窘迫的情况后,不禁为之深深惋惜和同情。在毛泽连回故乡之时,他再三嘱咐堂弟,回韶山后一定代他去看望邹先生的家人,并临时亲笔书写短信一封,让毛泽连带回韶山,向先生之子和私塾的同窗好友邹普勋致以问候。他在这封书信中写道:

  亨二哥:

  听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邹普勋感到异常高兴和激动。他将信件阅读了一遍又一遍后,让老伴小心翼翼地压在箱子底下,留给子孙后代作为永久纪念。1950年5月,邹普勋给毛泽东复了一封信,一是对这位已当上国家主席的昔日同窗表示祝贺,二是告知“自得主席垂询关照,疾病已见好转”的情况。这封信是5月5日写的,没想到毛泽东仅在10天之后便又回了信。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说:普勋兄:五

  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到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O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这封书信中对邹普勋的生活困难问题给予关心的同时,还于同日给儿时的老师、堂兄毛宇居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拜托道:“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遵照毛泽东的嘱托,身为湖南省文史馆员的毛宇居,从薪水中省出200元钱送给了邹普勋,帮他度过解放初期的饥馑。

  建国之初,离开故乡数十年的毛泽东,陆续向韶山的亲朋故旧发出电函,邀请他们到北京会见、作客、叙旧。在这为数不多的人员当中,便有他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收到刚从北京回到韶山的堂兄毛宇居的一封问候信后,立即亲笔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毛宇居:“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秋收收以以后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在托毛宇居转致邹普勋的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普勋兄:

  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

  秋秋收收以以后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否出远门否?顺祝

  安吉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邹普勋喜出望外,欣慰不已。他立即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一起,做好进京的准备。9月14日,他们从韶山起程前往省城长沙,尔后坐火车直抵北京。

  9月21日,邹普勋一行到达首都北京。25日,在外地考察工作刚刚回京的毛泽东,马上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寓所,亲切会见了邹普勋及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张干、李漱清等人,并设家宴盛情款待来自家乡的师友。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邹普勋的一些情况,当回忆起蒙师邹春培和当年在南岸私塾读书的往事时,他以特有的语调说:“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昔日老师邹春培深深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在京期间,毛泽东了解到邹普勋家庭生活较为困难的情形,特地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来,给邹普勋买了衣被和许多生活日用品,让其带回韶山以资家用。此后,毛泽东又先后几次从稿费中批出款项,寄给邹普勋,扶助他的家庭生活,以此表达自己对老师邹春培当年苦心栽培教育的一片感激之情。



三、纯儒·塾师·堂兄——毛泽东和毛宇居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之中,他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是颇值得一提的。

  历史的台历,要翻回到1959年的那个沉闷燥热的夏天。

  6月25日的午后,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生身之地——韶山冲。下车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吩咐:“要把我大哥接来!”

  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银须飘逸的老者,拄着一根拐杖,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簇拥下,来到了韶山宾馆。

  毛泽东闻讯,从他下榻的“松山一号”迎了出来,拉住这位老人的手,连声问候:“大哥,好哇!身体还健旺啵?……”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老人踏上宾馆内的水泥台阶,走向室内……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大哥”的老人,便是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者,当年却是一位颇具才华而又富正义感的教书先生,是一位曾为伟人之师的了不起的乡村文化人。但这些又都是千真万确的。

  是他,给了幼年的毛泽东以丰富的知识营养,使之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基础,从而为日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壮举中,准备了无与伦比的精神武器;正是这位有一定理想与信念的农村旧知识分子,曾一度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追随学生毛泽东,投身于他致力的革命事业之中;正是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面对反动当局的刀枪,历尽艰险,妥善保存了毛泽东的《祭母文》这一极其珍贵的文物,并将其归还给国家有关部门;正是他,在湖南省主席何键派兵来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时,巧布疑阵,赢得了一场护坟斗争的胜利……

  毛宇居,字先甲,又名蕊居,禹居,别号“守十子”、自诩“韶麓散人”。1881年,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蔡家塘(今韶山市韶山镇韶源村)。清光绪年间开始设馆授徒,是当时韶山冲屈指可数的秀才之一,人称“纯儒”。1906年,毛宇居同郭伯勋一起在井湾里私塾为族弟毛泽东授课十个月。1912年,他在湘潭师范学堂毕业,继续从事私塾教育。

  1921年前后,到云南滇军“建国军第六军”军长何海清将军手下任秘书,任少校衔。不久,他辞去军职,往川东南一带经营茶叶生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脱党。抗战期间同情、支持共产党,悉心照顾烈士后代毛楚雄等。至1949年,从事私塾教育累计达三十余载。1950年,两度被邀请为湘潭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特别会议代表,次年9月,受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受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4年9月29日去世,终年84岁。

  毛宇居饱读古书,尤工诗对,人称“韶山一支笔”。他安于淡泊,不慕仕禄,以教书课徒、造福桑梓为乐,甘愿在乡间过着贫寒清苦的生活。他曾写有一联:“带耕且读原家教,温故知新作士风”,表白自己的心迹。还作有“自画像”诗以言志。诗曰:

  牛马生活我生忙,漫走川滇觅稻粱。

  鹤守残梅撑傲骨,雁飞中泽馨中囊。

  关怀群侪多摩擦,话到和平费考量。

  世事沧桑从变化,只愁书味不留香。

  毛宇居不仅颇具才学,且为人正直、练达。他曾在赠侄儿毛远翔一笔筒上题词道:“外象圆,内象空,圆而且空,是之谓玄,同竹君子能如此,宜其明体达而无所不通,吾今以此为师兮冀,朝夕瞻仰以磨砻,又岂得小之曰笔筒。”这可看作是他性格涵养的写照,也是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正因如此,他在韶山这一带人望颇高,深受乡亲的尊敬。

  毛宇居与毛泽东是未出五服的兄弟。他的曾祖父毛南方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嫡堂兄弟,其父毛福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共高祖,他比毛泽东年长13岁,是他的排房兄长。早先,他们的祖上曾经都住在滴水洞黄田坳,后来“树大分杈”。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家人丁增多,滴水洞田地有限,便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买下韶山嘴下面的土地冲(即上屋场前面)一带田产。但这里离家有七八里远,寒来暑往,春种秋收,终觉隔山隔水,难于看管。三年后,他买下了上屋场东头五间半土砖茅屋,准备让成房立户的儿子搬到这里来种田和居住。可是,他的两个儿子恩农、恩普兄弟都嫌太偏远,不想去种,不愿去住,都想厮守在祖居世袭领地上。最后,兄弟俩通过抓阄定夺。清光绪三年(1877年)冬,毛泽东的祖父恩普携妻罗氏和儿子毛贻昌以及另外两个女儿,迁居上屋场。在这前后,毛宇居家也迁居蔡家塘。虽然他们两家迁居两地,但仍然往来密切,亲如一家。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毛宇居同与井湾里主人郭伯勋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春秋》、《左传》等经书。由于他与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毛宇居对毛泽东这个堂弟自然特殊看待,对他的管束、教育也比其他学生严厉得多。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经常违反课堂规矩,给先生和堂兄“捣蛋”。比如:他不愿读《四书》、《五经》,就和小同学串通起来,反对背书;让他好好在教室温课,可等先生一离开,他便组织小朋友排队打仗,由他当“元帅”,让大家冲锋,把个教室弄得乱糟糟的。这些都让毛宇居十分恼火。

  有一回,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课堂预习课文,不得随意走动闲谈。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讲授新课,他将到山上树林找一个僻静而空气新鲜的地方,在那里读书记性更好。先生没有答应。可是,毛宇居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了屋后山上。两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躺在青石板上背熟了课文,又爬上树摘了一书包毛栗子。回到教室,他先给每个同学分几颗,然后给“大哥”也“孝敬”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他责问道:“石三,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毛泽东辩解。“放肆!”毛宇居很是生气,脸涨得通红。

  下午,毛宇居仍然不依不饶,他要毛泽东站在门外,不让进屋。约过了个把时辰,毛宇居指着教室外的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做首诗来,做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不愿挨打,只得认罚。他绕着天井转了两圈,思忖着这诗怎么个做法。他看见:天井中有一座深井,调皮的学生从溪里捉了些鱼虾养在里面。不时有三五只小鱼儿把头伸出水面,小嘴一张一合,似乎感到井中的沉闷,要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这一情景,给了毛泽东灵感——他想,大哥管得也太紧了,自己就像天井中的小鱼虾,没有半点自由!想着想着,他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轻易“过关”,虽说毛宇居当时不觉解气,却不得不承认堂弟是个奇才。这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讽喻,给毛宇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数十年后,他还常向前来韶山参观的人们谈起此事,称赞他的才华和反抗精神。

  毛宇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从毛泽东的“反抗”行动中体会到: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这个聪明而顽皮的少年的求知欲,更不能“降服”他;只能因人施教,严宽相济,方可奏效。此后,他改变了对毛泽东死板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让他自学,尽量扩大毛泽东的视野。在他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欢的书籍,才学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更是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及至后来,他写著作或作演说,往往博古通今而用典贴切,妙语联珠,这些都不能不说与毛宇居这位“大哥”无关。

  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不仅有着师生情感,更有亲如手足的兄弟之谊。有三件事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毛宇居两次劝说叔父毛贻昌送子读书。

  毛泽东在井湾里学习了近一年时间后,由于他父亲毛贻昌需要帮手,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那时,他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农忙时要下田顶一个雇工的活,农闲时在家磨粉、舂米、喂猪,就像一个雇请的长工。因为他是家里识字最多的人,在白天忙了一天后,夜里还要帮父亲记账算账。严厉的父亲常常在夏秋的月光下,教他学打算盘,并且要学会两只手同时打。父亲想让他学会经商本领,准备继承和光大家业。

  毛泽东读书的权力被剥夺了,可他渴求知识的欲望却难以遏制,他只好利用点滴的时间读书,有时深更半夜点起竹络小油灯苦读寒窗。这些,毛宇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堂弟毛泽东爱读书、会读书,可不进学堂正正规规受教育,仅凭自学还是不够的;再说,久而久之,身体吃不消,必将难以为继,一个可塑之材岂不白白荒废掉!

  毛宇居觉得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一天晚上,他来到上屋场,和堂叔毛贻昌打起了“嘴巴官司”。

  “叔,石三从经馆回家,有些日子了吧?为什么没让他念书呢?”毛宇居和颜悦色地向堂叔发话。

  “泥脚杆子,读么子书,只要能记记账,打打算盘就行了,念书要花好多钱呀!”一向严肃的毛贻昌,面对满腹经伦,年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堂侄,和缓地解释道。

  “石三脑子灵光,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放到屋里盘泥巴,可惜啊……”

  “家里偌大一冲田地,人手不足哇!我家石伢子在家只需请一个长工就行了,还是让他跟我顶顶事吧!”

  “少请一个长工算得么子!石三如读出书来,怕要顶成百上千的长工哩!”接着,毛宇居就拣毛贻昌看得见、摸得着的韶山冲里读书成器的人一一列举出来,大讲读书识理的好处,直把毛贻昌的心说得活动起来。

  以后,毛宇居又一连几次到上屋场,找堂叔劝说。不久,毛贻昌给毛泽东娶了亲,迎进一个年方十八的儿媳,家里添了一双人手。这样,他终于按照毛宇居的意见让儿子继续上学读书了。

  大约十六七岁时,毛贻昌准备安排儿子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又一次将面临失学了。

  毛宇居知道这一情况后,与毛家的亲戚一道,再次来到上屋场,力劝毛贻昌收回送子进城经商的成命。大家众口一词,称赞毛泽东的读书天份,说他若进了洋学堂,日后定会有大出息,要求毛贻昌让毛泽东出去读书。经过再三劝说,终于使毛贻昌认识到读书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应允了儿子继续读书的请求,使之踏上了“洋学堂”的门坎。

  由于毛宇居独具慧眼,鼎力相助,毛泽东才得以走出大山,日后果真如他的老师所愿,有了“大的出息”——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伟人!

  第二件事,是毛宇居冒险珍藏毛泽东的《祭母文》。

  曾有一位外宾来韶山参观后说:“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奉献的美德,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心里只有人民。”应该说,毛泽东这种美德与他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旧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家,她仁慈厚道,勤劳节俭,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外,她心地善良,善体人之情,解人之难,是乡亲们公认的好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同样,毛泽东儿时受母亲的影响最深。

  因此,毛泽东很爱自己的母亲。他以后到了长沙,时刻都不忘母亲。他26岁时,母亲得了淋巴炎,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仅陪同母亲看病,而且还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氏夫人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母子最后一次欢聚。

  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时候,得到母亲病危的特急信,像是晴天霹雳,马上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二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了,心似刀绞,泪如泉涌。母亲才53岁啊,不想一场疾病便夺走了她的生命。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虔诚地守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在母亲身边的星星点点往事,回想起母亲对他的万般慈爱和一生中所付出的辛劳,悲恸与怀念之情在胸中翻滚。在幽幽的油灯下,他和泪写下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痛悼慈母。《祭母文》道: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来直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心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这篇长达四百九十五言的骈体祭文,即便是在今天读来,仍哀婉动人,令人泪湿青衫,堪称祭文典范。其文其情足可与魏晋时令伯公李密的《陈情表》媲美。

  另外,毛泽东还作了两幅泣母灵联,表述了母亲对他的哺育之恩和他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其一: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在毛宇居等亲房叔伯的操持下,毛母的灵柩在家停留四天,按韶山地方的风俗以道场来超度亡魂。10月8日晚,毛泽东长跪母亲灵前,含悲诵读了这两幅灵联。

  《祭母文》后由毛宇居收藏。后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他将这些手稿一页页塞进墙缝中,才使之完整地保存下来。解放后,遂将它交给国家,今刊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石上。

  第三件事,是毛宇居冒死保护毛泽东家的祖坟。那是1932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星火燎原”,震惊湖南。当时盘踞湖南的新军阀、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军队第四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挫败。

  后来,有人向何键“献计”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实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效。听说韶山是舜帝南巡演韶乐的地方,灵秀非凡,想必是毛家得地灵之光。不妨派人到韶山挖掉他的祖坟,断他家的“龙脉”,那毛泽东的红军就会不攻自垮了。

  何键本是个迷信大王、“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部下,排长以上都要像他一样剃光头入法门,当几个月“业余和尚”.否则不得升官。听了这话,觉得很合他的心思。为了让毛泽东“倒霉”,决定挖他的祖坟,破毛泽东的“风水”,断他的“龙脉”!

  主意已定,何键便派副官处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仲荪率特务队到韶山,去执行挖毛泽东祖坟的“军务”,为了行动上的保密,对外代号为“酒瓶子计划”。于是,一场挖坟与护坟的斗争便在韶山展开了。

  何键兴师动众挖毛泽东的祖坟,实属一幕闹剧。不过,关于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地,在韶山确有一段神秘的传说。

  从滴水洞往西,有一条通往牛形山的小路,牛形山又叫大石鼓。漫山遍布着宛若大鼓的青石头。这里地势极为险峻,石级山道陡如登天,全长八百多米,中间一段简直无路可走,只能攀缘铁索,凭手抓脚撑,方可一步一步登上山头。因此,即使是青壮年后生,也不能等闲视之。当今有位无名诗人至此,见其陡峭而顿生灵感,咏叹道:“脚踏着沉重的思路,鼻子触着山的脊梁……”山岗半腰,有一兀突的小坪。据传冬天常有老虎来此朝阳取暖,夏天来此避暑纳凉。因此,大石鼓又叫“虎歇坪”。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就在这个“坪”里。

  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德臣(字恩农),比二弟翼臣(字恩普)大六岁,早年都住在黄田坳下的东茅塘,虎歇坪属两兄弟所有。据风水先生断定,这虎歇坪是块宝地,兄弟俩商定,谁先过世谁就葬于此山。结果,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在1904年先卒,遂葬于此。毛翼臣的坟前几丈远是巨石突兀的大石鼓,下边是悬岩陡壁,前边山峰自然分开,山脉延伸到狮子山;坟后是黄蜂山脉的主峰,形似宝塔。对这块险要之地,有人曾如此称赞:“龙头山,虎歇坪,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贯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

  再说,何键议定好“酒瓶子计划”以后,立即下令熊士鼎带着特务秘密来到韶山。随后,他们通过伪乡长李性恂初步探听到,毛泽东家的祖坟就在“八仙吹箫”的虎歇坪一带。为了找到具体地点,他们化装成“风水先生”,终日手拿着罗盘,鬼鬼祟祟地在虎歇坪一带转悠、搜寻。但由于他们人生地疏,加上山上树竹茂密、荆棘丛生,终究没有找到坟地。

  熊士鼎决定出动大队人马,边找边挖。1932年6月29日晚上,没有星星,月亮也被乌云遮住了,整个韶山冲一带一片黑暗。熊士鼎带着特务队二十多人在湘潭县保安队的配合下,悄悄地进了韶山冲,朝滴水洞扑去。他们按照李性恂指定的路线,来到东茅塘一带。山上黑乎乎的,树林密不透风,老鼠虫蚁在草丛中穿梭,特务们见此情景,心里一阵阵发毛,便胡乱地挖起来。就在这时,山上突然响起了“呵喝、呵喝”的喊声,“轰隆、轰隆”,“辟辟啪啪”的枪炮声,声音在夜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随着刮下山麓的阵风,如同千军万马冲来。匪兵们早就领教过红军的厉害,以为又是中了红军的埋伏,顿时一个个吓得手脚都酥软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撞撞碰碰地向冲外逃窜,一窜竟窜到了离韶山冲十八里远的永义亭,这才惊魂初定。

  第二天,李性恂来告诉熊士鼎,昨晚的“枪炮”声和喊声,是当地农民守红薯赶野猪时发出的,“炮”声就是鞭炮,“机枪”就是鞭炮挂在铁桶里燃放,另外的响声是响竹、木脚鱼敲出的。匪兵们听说,才知道上了韶山人的当。

  其实,何键派兵来要挖毛泽东祖坟的消息,韶山人早已获悉。当李性恂带着“风水先生”到虎歇坪察看时,立刻引起了周围农民的注意,大家纷纷猜测着他们的来意。后来,他们找当地人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乡亲们顿时明白了这帮人的用心——他们是“黄鼠狼逛鸡窝,没有好事”。这事传到毛泽东的堂兄和少时的老师毛宇居的耳朵里,他听后又气又急——孙辈造反,祖辈地下尸骨何辜?再说,毛泽东是为老百姓的活路才带头造反的,怎能让他受这个打击呢?他越想越气,决心哪怕舍弃老命,也要和乡亲们一起保住毛泽东的祖坟!他拈思考着对策,很快便计上心来。

  就在“风水先生”离去的当晚,毛宇居和十几个乡亲齐集在虎歇坪的山上,有的平土,有的担草皮,一会儿,将毛家祖坟上的圆形土丘平掉了,并在坟上整成一片旱土,在周围植上草皮,谁见了都以为这是一块旱粮地。至于那块墓碑,人们将它埋到了一米多深的地下。

  匪兵们第一次上虎歇坪,不仅一无所获,还受了一场虚惊。熊士鼎恼羞成怒,第二次公然在青天白日派兵进山挖坟。可是,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虎歇坪时,出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遍地的红薯蔓和挖掉了红薯后平整了的旱地,旱地旁边倒是有一片坟堆,可哪座是毛泽东的祖坟呢?他们傻眼了。

  正当特务们不知是进是退、左右犯难的时候,李性恂同特务队长龚仲荪耳语了一阵,龚仲荪立即派出十几个匪兵朝一个村庄狂奔而去。不一会儿,抓来了一个约摸50岁的老头,他就是毛宇居。匪兵用“吹火筒”顶着老人的胸膛,威胁他说出毛泽东的祖坟来。毛宇居自知这些家伙不会轻易罢休,只好两害相衡取其轻,指着一座石坟说:“那就是!”

  “给我挖!”按照毛宇居指示的方位,熊士鼎向匪兵们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匪兵们挥锹撬开石板,砸破尚未完全腐烂的绯红棺材,把一根根骨骸抛落在地。熊士鼎狞笑着,命令部下捡起几根骨骼装进酒坛子里,收兵回营邀功请赏去了。

  韶山人组织的这场严密的护坟斗争,终以胜利而告终,而这场斗争的策划者则是毛宇居。在他的组织下,人们先是以驱赶野猪为名,制造了“枪炮”声,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使他们不敢在韶山冲久留;接着将毛翼臣的坟平掉,并进行了伪装,不使真相暴露;至于那座被匪兵挖掘的坟墓,则是一冢无主的古墓……

  毛宇居不顾身家性命保护毛泽东祖坟的事,一时在韶山冲广为传颂,人们更加敬重这位老先生。

  毛宇居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曾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经历了充满着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

  1921年春节,身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回韶山过年。

  大年初一,他来到堂兄毛宇居家拜年,适逢在云南从军的毛宇居也探亲回家。叙谈之间,毛泽东把他这次回乡的目的告诉了堂兄:变卖家产,让弟妹们到长沙求学读书。他的这一打算,得到了毛宇居的支持。

  嗣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他们卖掉了猪牛,还清了生意往来中的赊欠,把田地分给了无田的穷乡亲耕种,然后毛泽东带着泽民、泽覃、泽建告别了故土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投入了革命洪流。从此,这一家人为了谋求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先后献出六位骨肉亲人,真正成为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革命家庭!

  这以后,毛泽东于1925年和1927年的两个春天回韶山故乡,点燃农民造反的烈火。

  从那时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近亲,毛宇居等族人饱受反动派的歧视和凌辱。反动地方官员向看管上屋场的毛宇居宣布:“共匪头子毛泽东家的房子及所有财产,从现在起统统没收,今后不论是谁来种田、住房,统统都要给团防局交租交钱。违者,格杀勿论!”除了在财产上不让毛泽东的族人“沾光”外,他们还不许毛宇居等亲房叔伯与毛泽东往来、通信,更不许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否则,祸及全家、全族。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毛宇居只好将仇恨埋藏在心底,一面利用他与地方政府某些头面人物的交往关系与敌周旋,一面暗中为堂弟毛泽东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除了继续代为照看毛泽东的旧居外,还尽心保护毛泽覃的幼子毛楚雄和楚雄的外婆周陈轩老人。其侠肝义胆,莫不让人感佩万端!毛楚雄是毛泽覃和周文楠再婚时所生的孩子。1928年,周文楠因参加革命工作被捕入狱,才半岁的小楚雄也随母亲一起在长沙监狱坐牢。在狱中,周文楠饱受折磨,身染重疾,楚雄也被传染,外婆周陈轩获准把外孙抱回家中治疗。1930年初,周文楠被营救出狱,三天后又参加红军,匆匆奔向苏区。楚雄与母亲离别后,大伯母杨开慧又饮弹长沙。1935年4月,担任中央苏区红军独立师师长的父亲毛泽覃,也壮烈牺牲于江西瑞金。丧父失母,孤苦伶仃的小楚雄和外婆相依为命,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

  在此期间,毛宇居曾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侄子毛特夫在长沙四处打听楚雄的下落,后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在长沙漂泊流浪的小楚雄及周外婆。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等人的关怀下,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舅舅周颂年一起,于1938年被接回生身之地韶山。

  随后,毛宇居给延安的堂弟毛泽东写信,告诉家里的情况。毛泽东得知楚雄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关怀侄儿的生活和成长,他给楚雄寄来了生活费,并回信给堂兄毛宇居,请他不断勉励楚雄“刻苦节省”,并应将“周先生”(即周颂年)“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毛宇居更加悉心照料毛楚雄和年迈的周外婆,确是按照堂弟的嘱咐,把他们看成—家人。

  为了维持毛楚雄和外婆、舅舅的生计,毛宇居和族人商量,将毛家荒芜的田地收回一部分,请人代耕,每年收取若干粮食,以养家糊口。由于得到毛宇居和乡亲的热心帮助,毛楚雄回韶山后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

  接着,毛宇居又开始抓楚雄的文化教育。起先,楚雄跟在舅舅周颂年身边,读古文、学历史。后来,毛宇居又先后安排他到自己任教的兴华初级小学、韶山私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在教学之余,毛宇居经常给楚雄讲大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书的故事,鼓励他像大伯那样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效力。

  在堂伯和老师毛宇居的影响下,毛楚雄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具有远大的理想,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由于毛宇居的精心培养和自身的刻苦努力,楚雄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思维敏捷,文字精练,语言生动,老师十分赞赏,常常在上面批写“文笔畅达,文思大进”或“传观”等评语。一次,县里的一位督学来韶山视察,看了楚雄的作文后惊疑不已,以为是任课老师为了“树牌子”请人代写的,便让校长把楚雄找去当面测试。督学先是拿着教科书有意点了几个难题,让他回答,楚雄不慌不忙,对答如流。接着,督学又让他作文,楚雄胸有成竹,下笔行文,一挥而就。督学读罢,顿时变惊疑为惊喜,连声赞叹道:“非凡之才,非凡之才!”这时,站在一旁的语文教师毛宇居以自豪的语气向客人介绍:“他是毛泽东的侄儿,他们家学渊远啊!”……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毛宇居除了关心照顾毛泽东的侄儿楚雄及其家乡亲人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书,那就是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甘冒政治风险,宣传颂扬毛泽东。

  1938年秋,毛宇居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张贴了一幅对仗工整,寓意深厚的大红对联:“泽沛苍生,东来紫气”。用这种形式,歌颂毛泽东领导人民抗击日寇,拯救民族危亡的功绩。

  1941年,毛宇居与毛国翘等编成《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对毛泽东三兄弟颇多褒扬。在毛泽东的条目下,他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意为文章内容丰富,文笔淋漓尽致;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这是毛宇居对堂弟美好品德的高度评价。

  1949年8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凶地”,歧视了十多年的韶山——毛泽东的故乡解放了!

  作为毛泽东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也告别了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扬眉吐气了!

  金秋10月,北京传来特大喜讯: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宇居和所有的韶山人一样,感到万分激动,无尚荣光!

  他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颂导师》七律两首,诗曰:

  1949年秋,阅报见房弟毛泽东荣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诗志贺。

  一

  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矢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愈遒。

  二

  思想行为自得师,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炼,立法三章更剑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媲牟尼。

  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随即,毛宇居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向堂弟表示问候和祝愿。随信还寄去了诗作。

  毛泽东接信后,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很快就给毛宇居回了信,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和问候。信的内容是: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

  此,他们兄弟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毛宇居通过给堂弟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带去了韶山乡亲们的祝福和问候,传递着乡间的信息;毛泽东则通过和毛宇居这位有文化、有能力,人品正派,可靠可信的堂兄书信联系,把家乡的许多事都托给他来办理,并顺便了解韶山的乡情社情。

  当然,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的书信往来,并非起始于1949年冬。早在抗战时期他们就相互写过信。

  后来,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身系民族安危的毛泽东渐渐和老家通信少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忙着运筹帷幄,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就干脆中断了给他的“宇居兄”写信。这样一来,彼此之间一晃便又是十多年不通音讯了。所以,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他们似乎要弥补过去因战祸而造成的缺憾,自1949年11月通信之后,彼此之间书来信往,从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既有反映乡间各种情况的,也有请求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对此,毛泽东有的自己直接处理,有的则通过写信委托毛宇居来协助解决。每逢遇到毛泽东交办的事情,毛宇居总是尽心尽意,实实在在地为堂弟分忧,替他帮助照顾那些在革命岁月里为党的事业作过贡献,而眼下还暂时处在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

  1950年,毛泽东听毛宇居来信反映,他少年的私塾同窗和邻居邹普勋家境困难,便很快给毛宇居回了一信: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十五日

  毛宇居收到信后,立即拿出自己的钱垫上,先解决了邹普勋的燃眉之急。

  1952年,毛泽东有两封信给毛宇居,请他帮助处理了很多事。一封信这样写道: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逢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秋收收以以后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顺致敬意毛泽东七月十一日

  另一封信是寄钱给堂弟毛泽连、毛泽荣,请毛宇居转交。钱是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新币的一元。毛泽东写道: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宇居一腔热情,从韶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频传信笺,为毛泽东处理了许多家乡亲朋故旧的琐碎事务,使毛泽东少分散精力,更多地为国事操劳。对这样一位师长,毛泽东是感激不尽的。

  通信以寄托对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人,特别是对昔日老师的那种眷恋之情,这毕竟是间接的,是无法满足一位年已五十多岁、离乡二十余载的老人的感情需要的。

  1950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湖南办事,他特地叮嘱儿子去看望乡亲,去看望毛宇居这位岸英的堂伯和师伯。后来,干脆采取另一种办法——把韶山的亲友、老农民自卫队员和儿时的老师们接到北京去欢聚,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柯、表侄贺凤生等几个韶山乡亲的进京,也有了毛宇居的三次北京之行。

  第一次,是1950年9月。是由毛泽东派人直接送信到毛宇居家,让他进京的。这次见面,是兄弟二人阔别几十年后的头一次见面,相见十分亲切。据毛宇居回忆,当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泽东还设家宴招待,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鸡蛋、辣椒豆豉、肉片汤等。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乡故土和故人深切的向往与怀念。毛泽东还将儿子岸英、女儿李敏、李讷几兄妹叫到跟前,向毛宇居一一作了介绍,并对他们说:“这是从韶山来的,是你们的伯父……”这次,毛泽东还安排毛宇居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又派员陪同他乘飞机鸟瞰了古长城。因毛宇居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毛泽东怕他不适应北京的气候,特地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毛泽东将自己对老师毛宇居的那一片感激之情,全部凝聚在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1952年冬,毛宇居第二次到北京。当时,韶山小学要扩建,他受家乡委托,专程进京找毛泽东,要这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堂弟给学校题写校名。这一次,毛宇居给堂弟带了几样湘潭土特产,有湖南的红辣椒、酱油和三湘人爱吃的槟榔。毛泽东一见槟榔,格外高兴,他拿起一枚槟榔就吃,保健医生马上制止。毛泽东笑着说:“过去呷了几十年,从没检验过,冒得关系,冒得关系!”他的湖南“土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接着,毛宇居向毛泽东报告了家乡兴办学校、发展民办教育的事。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地说:“这好,现在需要人才,教育就要发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当提到写校名时,毛泽东问:“写什么名字好?”毛宇居如实回答:“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毛泽东想了想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毛宇居听了这话,深感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连连称赞:“好、好!”随即,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了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堂兄挑选。

  这次到京,毛宇居还多次到毛泽东家吃饭、叙谈,有一次吃完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晚我们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毛宇居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愣住了。毛泽东也不细说,他和堂兄手牵手来到放映室,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解放了的中国》。这部电影是在苏联帮助之下,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该片的部分镜头是在韶山拍的外景,多处有毛宇居的镜头。看完电影,毛宇居才明白毛泽东刚才那句“今晚回韶山”的趣语的弦外之意。

  第三次是1958年8月。当时湘潭大学正在筹办当中,毛宇居受湘潭县委之托,又一次赴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抵京后,他开始住在前门的惠中宾馆。毛泽东知道后,即派人接他到档次较高的和平宾馆宿食。此间,毛宇居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湘潭大学的筹备情况和来意,毛泽东询问了办学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事项后,说:“近来许多人请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湘乡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意见吗?”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那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毛泽东笑了笑,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毛泽东的秘书将他亲笔题写的两纸校名及一封便函送到和平宾馆,交毛宇居带回。信函云: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交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致。

  毛泽东九月十日就这样,毛宇居利用上北京的机会,给他带去“下情”,供最高领导机构决策参考。与此同时,毛宇居还尽他这位“纯儒”的本份,为家乡兴学办校,发展教育事业尽责,为造福桑梓出力。

  1959年6月25日下午,三辆深蓝色的小轿车自长沙经湘潭直驶韶山冲。汽车上载着韶山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和陪同前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及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行。

  汽车进韶山冲,过韶河上迎宾桥,徐徐驶进松竹掩映、环境幽雅的松山招待所一号寓所。

  “毛主席回韶山了!”“毛泽东回来了!”“毛润之回来了!”喜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韶山冲,年轻人奔走相告,老人们笑逐颜开,一向沉寂的韶山冲沸腾了!激动、欢呼、热泪……离别32年的亲人,今日回到母亲的怀抱,成了韶山人从未有过的盛大节日。

  毛泽东走进“松山一号”后,对韶山派出所所长胡兆祥、韶山招待所所长赵伯秋说:“你们去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来”,接着又补充道:“把我大哥也接来!”

  毛泽东说的“山神”、“土地”,指的是韶山公社、大队的负责人;他尊称之为“大哥”的,就是毛宇居。

  就在这时,毛宇居被人接到“松山一号”来了。毛泽东听说后,连忙从房内走出来迎接他的这位年逾七十的“大哥”,接着便出现本章开头那兄弟相见、热情问候的一幕。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毛宇居被毛泽东留住在韶山招待所,同他这位当主席的堂弟和昔日的学生一起,度过了他终身难得的三天时光,尽情叙说着旧时的兄弟与师生情谊……

  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在松山一号就餐,他特地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毛宇居请到一块儿吃。席间,他一边吃饭,一边吩咐有关同志去把未到的亲属、老师、革命老人接来,其中三次提到毛宇居的胞弟毛碧珠。一会,见他未到便问:“碧珠怎么没有来?”韶山大队书记毛华松说:“碧珠划了富农。”毛泽东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富农又怎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害我?一定要把他找来!”

  午饭后,毛泽东只在硬板床上小憩了一会,便对“山神”毛继生说:“今天想到外面洗个澡,顺便看看乡亲们。”2时10分,他离开寓所,和毛宇居、毛继生及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是毛泽东创办的农民夜校旧址之一,他和夫人杨开慧曾在这里对农民群众进行过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毛泽东来到门口,对身边的毛宇居和毛继生说:“到里面去看看。”毛继生说:“冒得看头,里面精光的,主位牌子都烧了。”毛泽东一边往祠堂里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他三个躬再说。”进到屋里,对着过去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鞠了几躬。毛宇居和毛继生见状,也陪着他向毛氏祖先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

  离开毛氏宗祠,来到毛震公祠。这里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旧址之一。当年,毛泽东在这里给群众讲话,特别赞扬韶山妇女进祠堂吃饭坐首席的革命行动。走进毛震公祠,毛继生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讲过‘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毛泽东说:“那还是1927年的事,大概是在这里讲的吧。”他看了看身旁的毛宇居,忽然回忆起往事,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欢迎我。”毛宇居诧异地问道:“主席,你还记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欢迎会上致辞呢!”“是的。”毛宇居抚着银须琅琅背诵起来:“毛君泽东,少年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转身对陪同他的罗瑞卿介绍说:“我1927年1月回韶山,他们曾在这里欢迎我作报告……”

  “主席……”一声呼唤,把毛泽东从回忆里拉回现实之中。按日程安排,下午要到韶山水库游泳,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毛泽东便快步跨出毛震公祠,朝韶山水库方向走去。从毛震公祠到韶山水库有一里多路,路很窄,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路上,毛泽东搀扶着七十多岁的毛宇居,漫步在韶山冲的山间小道上。摄影师侯波抢拍下了这动人的场面,一直珍藏至今。

  这次回乡,毛泽东早就做好了游泳的准备。今天,他要来游韶山水库,罗瑞卿早就派人做了准备:水质已经化验,水里的石头和荆棘早被清除。此时,有一批会游泳的战士已先下水,作水情试探,并摸索开道。一会儿,毛泽东走上大堤,他环视青山绿水和坝下起伏的稻浪,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水里进退自如,时而仰卧水面,时而端坐水中,时而击水激进,时而潜水徐行,表演了“立正”、“稍息”、“坐凳子”、“睡觉”等动作。他精湛的游技,博得了岸上群众的一片叫好声,掌声此起彼伏。这时,毛泽东见留着长白胡须的毛宇居也在岸上为自己喝彩助兴,忙喊道:“宇居大哥,你也来游泳吧!”宇居老人答:“主席,我快八十了,不能游了。”毛泽东说:“你多游几次,起码还能活二十年!”他幽默的话语,又引来一片笑的浪花。

  毛泽东游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太阳偏西才上岸。离开韶山水库,毛泽东依然和来时一样,和毛宇居相互搀扶着,边走边谈。他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谈兴甚浓。回到毛震公祠汽车停放处,太阳已经落到山背后去了,远处升起缕缕炊烟,正是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景象。

  当晚八时许,毛泽东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被邀请的宾客陆续赶来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亲属、师友、烈属、老赤卫队员、老地下党员等等。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招呼他挨自己坐下;毛新梅烈士的妻子沈素华在孙子的搀扶下来了;毛福轩烈士的妻子贺菊英带着孙子来了;毛泽东外婆家的堂表弟文东仙来了;还有毛泽连、谭熙春、毛顺清……等许多乡亲都来了。人们聚集松山,犹如一家人过年,热闹非常。餐厅里摆着十多张圆桌,桌上热气腾腾,摆着许多颇具家乡风味的佳肴,有扣肉、清蒸鱼、烧鸡、炒蛋、木耳汤等和各色的酒水。

  人到齐了。毛泽东从席位上站起来,端起酒杯对乡亲们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我泽东三伢子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吃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说着又起身来到各席,逐桌敬酒:“我离开韶山三十多年了,敬大家一杯酒,大家一定要喝!”席间,毛泽东与毛宇居、毛泽连等人在一桌,作陪的有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毛泽东一面招呼大家吃菜,一面举杯把盏,他端起酒杯向毛宇居敬酒,白发飘逸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还贴到毛宇居的耳边说道:“我过去是个调皮学生,还造过你的反哩。你还记得吗?”毛宇居笑着说:“记得记得,你也是个高材生,那时你很爱看杂书,我还故意给你点《左传》,你都能应付裕如哩!”他们之间有趣的对话,使得乡亲们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6月27日,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吃过午饭,乡亲们知道毛泽东下午就要走了,便络绎不绝地赶到松山招待所,为自己的领袖和亲人送行。

  毛泽东即将登车了,毛宇居伸出他那双颤抖着的手与堂弟握别时,已是老泪纵横、唏嘘不已:“主席——润之老弟,望多保重!”毛泽东双手紧握住自己的堂兄兼老师的手说:“宇居大哥,你也善自珍重!得便时我接你再到北京!”“主席,你有时间也回呀!你可要回呀……”

  毛泽东终于上车了。车队徐徐穿过人群,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师生在故园相聚,又在故园离别了!从此以后,毛宇居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学生和堂弟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更无法亲赴毛泽东“再到北京”的约请了。5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9月29日,84岁高寿的毛宇居,终于带着无限的满足和还有那么一丝遗憾,永远地走了。同时,也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过激派老师”——毛泽东和李漱清


  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早年的学生生活时,曾以恳切的语气说过这样一席话:“……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所谓‘激进’是因为他反对拜佛,想摆脱神佛,他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颇受注目,被人议论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观点。”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过激派老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长毛泽东19岁,家住韶山冲陈家桥(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和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相距五六里路。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

  李漱清提出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那些掌权的房户族长、封建豪绅们一致起来激烈反对他,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连祖宗都不要了,多半是发了疯癫病。因而,李漱清的新观点、新主张,被他们斥之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成了乡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其时,正值1907年,毛泽东已在私塾里度过了5年的学习时光。5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正当他凭借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了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认为,与其说再把白花花的银洋往书的“无底洞”里丢,倒不如让儿子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买卖,挣现钱。于是,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特别是那超出未成年人负荷的体力劳动,有时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毛泽东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那陈旧的私塾学堂。这期间,他曾暗中在韶山冲一带打听名师,却没有访到。正在彷徨观望之时,李漱清学成归来了。他从大人们对李漱清的纷纷议论中,听出李先生是一位很特别、很有个性的文化人。虽然李先生提出的兴办学堂、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主张,毛泽东还说不上对不对,但关键是这些见解很独特、很新鲜,是他生平第一次听说过的,这对于对新事物有着天然兴趣的他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因而,毛泽东格外敬佩李漱清的学识人品,赞成李先生的言行,心中窃喜李漱清正是他所求的老师。

  于是,有一天,毛泽东在干完父亲分派的农活以后,专程来到李家屋场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来了。

  李漱清多年在外读书,此次初回家乡,对毛泽东还不熟悉,但他却被这位少年走五六里山路登门求教的诚心所感动。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询问了他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因不满旧私塾的教学方法及因父亲不让继续读书而被迫辍学时,心情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李漱清想:这个十几岁的少年资质聪慧,读书的天分是很高的。他已经读了5年私塾,对于经书已有比较强的理解能力了,如果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造就成一个杰出人才。真可惜呀,家长是这样的固执,韶山冲是这样的闭塞,即使是盖世英才,也要无声无息地在这山沟里被埋没掉的。想到这里,李漱清深深为眼前这个农家孩子而惋惜,同时也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怨艾,不禁喟然长叹。

  毛泽东被李漱清那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他着急地问:“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个学堂里去读书行吗?”

  “只怕没有用!”李漱清摇摇头,苦笑着说,“地方上的大人先生们不让我开馆,我要是不讲孔夫子的书,只教维新派的文章,他们就会给我加上一个‘毁谤僧道,背叛孔孟’的罪行,不但我自己要吃官司,还会连累你们呢!”

  听李漱清这样一讲,毛泽东深感进洋学堂读书的希望已经破灭,不由得更加着急。李先生看到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劝慰他说:“润之,你不用急。从今往后,你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新书不少,你想看什么,就尽管挑!”听了李漱清的话,毛泽东欣喜万分,连忙谢过李先生,并恭恭敬敬地向李漱清鞠了一躬,行了拜师之礼。

  从此,李漱清这位特别的老师,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个半耕半读的特殊学生,陈家桥李家屋场成了毛泽东的课堂,他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借书、还书,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李漱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和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在那段时光里,李漱清为教育毛泽东这位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书,灌输新鲜知识,辅导他阅读诗书,帮助他修改作文……那时,每当傍晚时分,在李家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二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读书心得、切磋学术的身影。天长日久,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特殊师生,为历史留下的那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感人场面,韶山韶水大概也会铭记不忘的!

  那时,毛泽东家里田地多、人手少,他的父亲毛贻昌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泽东和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种阳春。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则要替父亲记账,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从李漱清那里借来的一摞书,也没有时间去看。

  李漱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而担忧,但鉴于学生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他解决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漱清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古人读书治学的典型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希望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勤学博习,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漱清老师的教育和启发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采取了多种方法用功读书。

  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梓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爱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见灯光。有时就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凳子上搁着灯盏,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乐乎。

  这段时间,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唐家土乇八舅家去借。他看过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看过还不只一遍。后来,毛泽东又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毛泽东向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呢?”

  说老实话,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老师也从未考虑过,所以李漱清一时答不上来。

  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润之,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的地方他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两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他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幅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奥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分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

  土乇外婆家,找八舅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愦,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蔽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竹络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到唐家

  土乇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丞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三十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他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本书写得多好啊!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黧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光泽。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呀!你说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火,燃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劝毛泽东的父亲:润之天份好,会读书,宁可大人自己苦一些,也还是要让孩子进学堂念书。就这样,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并于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以后又到省城长沙读书。

  毛泽东和李漱清一起,度过了近两年半耕半读的时光。这一阶段,正是他面临失学、苦闷徨的时候,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关心和教育,他的学业就很可能荒废,也许会像他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做一个“好把式”的庄稼汉,或是一个生意人,最后终老山林,自行湮灭。因之,毛泽东始终感激李先生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着这位“过激派”老师对自己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在日后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师生之间友谊笃深,堪称相敬相携的范例,并留下许多尊师爱生的佳话。

  1911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乡韶山冲,总要专程去李家屋场,看望李漱清先生。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养病,领导农民运动。李漱清热情支持大儿子、李氏族校教师李耿侯,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平粜、阻禁等斗争。其后,李耿侯由杨开慧介绍,被毛泽东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支部最早的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骨干之一。这年8月下旬,军阀赵恒惕密令胞弟、湘潭县反动头子赵恒哲派兵追捕毛泽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韶山脱险后,住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直至第二年五月。

  在此期间,已年过半百的李漱清应毛泽东的邀请,偕毛泽东的另一位塾师毛岱钟一道,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

  毛泽东对老师李漱清这段时间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据说,他曾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名义,下令嘉许李漱清,鼓励李先生为国共合作多作贡献。后来,为了充分发挥李漱清的才干,毛泽东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亲自写信推荐老师回湘,参加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工作。

  1927年,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主管没收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为抚恤老弱、残废、伤兵及赈济之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然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李漱清与他失去了联系,就仍然回到家乡韶山,继续当小学教师。当时,李耿侯等领导韶山农民自卫军,同许克祥派来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韶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斗争途径,李耿侯去投奔毛泽东的队伍。于是李耿侯就同弟弟李贡侯、大儿子李德深一道,几经周折,来到常宁水口山,参加了工农革命武装。自此,就一直没有消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李漱清得悉毛泽东已是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激动不已。他叫儿子李介侯呈信毛泽东,热烈祝贺革命胜利,并询问李耿侯等儿孙的下落。不久,毛泽东主席回了信: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率复,顺祝健进!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以后,李漱清几次给毛泽东去信,讲到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加入红军、作战牺牲的情况。毛泽东回信,“极表同情”,并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在毛泽东和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李漱清领到了三位亲人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粮。

  李漱清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岁月流逝,他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看昔日的学生毛泽东,叙一叙故旧之情、师生之情啊!

  李漱清热切企盼看到毛泽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2年7月11日、8月2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给他的堂兄和老师毛宇居,“为了了解乡间情况”,邀请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进京,“住一至两个月”,同时寄来了介绍信,托毛宇居转交。喜讯传来,李漱清和邹普勋于9月14日从韶山起程,21日到达首都北京。

  9月26日中午,一辆银灰色轿车,载着李漱清、邹普勋和张干、罗元鲲四位老人,驶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口。卫士长带着他们穿过几道曲径长廊,直抵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动情地说:“稀客到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毛泽东说完,把客人请进客厅,让大家一一落座。当他看到年近八旬的李漱清仍然精神矍铄时,高兴地说:“您老先生好健旺啊!”李漱清是建国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听了毛泽东的问候,他高兴得满脸通红,只是恭恭敬敬地抿着嘴笑。毛泽东好像看出李先生的拘谨,笑着说:“老熟人,老朋友,随便一点么,怕么子?”毛泽东这亲切而又略带家乡口音的话语,使李漱清坦然了许多。

  饭后休息时,毛泽东仔细询问了韶山的生产和父老乡亲的生活情况,李漱清等一一作了回答。李漱清问:“你的房子是不是要修整一下?”“不要修整了,最好是照原样子。”谈话当中,李漱清把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道:“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单干不行,单干发展不起来。”他面对李漱清:“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虽分了田地,可俗话说:一人一口,七石二斗。农业还得抓紧才行哩。”话语里蕴含着对老师的深情,对故园的心驰神往。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生活秘书进来请毛泽东休息,他谈兴正浓,把烟蒂用力一揿,说:“老朋友难得相会,见了面还要谈一下。”又谈了一阵后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过几天再请你们来吃顿饭。”说完,毛泽东亲自陪老师参观了中南海、怀仁堂,还把大家带到电影室看电影。因李漱清耳朵有些聋,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坐在他身旁,为他解说。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来为李漱清、张干等人检查身体,并用自己的稿费购置了呢大衣、毛皮服等礼物相赠。此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带李漱清等游览了京津的名胜古迹。10月1日,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军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李漱清深有感触地说:“此次不是毛主席盛意,实难得此机会!”

  回到韶山后,李漱清把在京多次见到毛泽东及所见所闻,告诉老伴、儿孙及乡亲们,让大家分享幸福。并几次致信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毛泽东回信请他“保重身体”,并请告知乡间情形。当李漱清去信,将乡间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回信:“承告乡情,甚感。”

  1952年11月,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推介,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留乡间休养,安度晚年,直至1957年2月谢世。

五、“一个失业的法科生”——毛泽东和毛岱钟


  这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已经失学两个年头了。

  虽然,毛泽东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离开过书本,没有间断过自学,但他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却极不满意。他向父亲正式提出恢复学业,到外面去读书。

  他父亲毛贻昌同意了儿子的读书请求。大约在父子争吵后的一个多月,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父亲突然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听我讲!你不要到外头去读书,就到乌龟井去吧!那里有个先生,是从省城长沙的学堂里回来的,他懂得皇上的王法,跟他去好好学些本事吧!”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决定。父亲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想法呢?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谜,但他并不想去解开它,只要能继续读书,管它什么原因呢!

  不过没多久,毛泽东还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答应他重进学堂,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前些日子,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公案,为了一小块柴山,父亲和别人闹起争讼,官司打到了湘潭县衙。对方本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他有一个女婿在省里抚台衙门当差,官虽不大,却精通大清法律,在县知事的大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舌如利剑,父亲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结果,原告变成被告,有理变成没理,花了几十元银洋,还把柴山判给了别人。官司打输了,面子丢了,父亲心里十分窝火,暗自恨自己少读了“四书五经”,只好隐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成了毛泽东重新上学的契机,父亲下决心让儿子恢复学业,要他跟着刚从城里回来不久的一位“法科生”,去学习朝廷的“王法”。

  毛泽东觉得很幸运,他没想到自己争来争去的读书机会,此刻竟轻易地来到了。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打点起书箱来到了乌龟井私塾。

  正是在乌龟井私塾,毛泽东得以师从“法科生”。

  对于毛泽东“重进学堂”的这段史实,在《毛泽东年谱》中作过如是记载:“(1909年)秋,复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就读,塾师毛岱钟(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乌龟井私塾位于上韶山冲,冲上有一座不太高的山,山梁一直向前延伸,就好像乌龟那长长的颈;山梁的尽头又突兀隆起一个大土丘,犹如龟的头和嘴。远远看去,酷似一只正在田垄中觅食的乌龟。在“颈”部建有十几栋“一担柴”式的农舍,组成一个自然村落,它就叫做“乌龟颈”。由于“** ”所在的田畈中有一口井,且“颈”“井”谐音,故人们又称之为“乌龟井”。在“颈”上靠路旁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这就是毛简臣的家。左边厢房的楼上,就是毛简臣开办的私塾。而毛泽东在回忆中提到的那个名叫毛岱钟的“失学的法科生”,便是毛简臣毕业于长沙法政学堂的独生儿子。

  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字羽仪,号恩镕,在韶山冲被乡民们誉为乡村秀才。青年时代投身于湘军左宗棠的部队,给一个管理钱粮的师爷当差。在钱粮师爷处,毛简臣好学上进,很快学会了记账、珠算,珠算本领尤为出色,能左右开弓,不论数目是多么复杂,都无差错,深得人喜爱。后来,他随着左宗棠的部队远征新疆,击败了分裂分子阿古柏,毛简臣也升任为钱粮师爷。后来,由于韶山家中的两个弟弟相继病逝,父亲又年老多病,一纸家书召他回家成亲,生儿育女,以延宗祀。为了尽孝,毛简臣只好回到了家中。

  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毛简臣不善农田耕作和家庭经营,家里只剩下微薄水田和少量山林,加上年年歉收,日子颇为艰难,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得在家中办起一个小私塾,当地人称之为“学堂”,招收一些未识过字的本族子弟和一部分读过一点书的学生。

  毛岱钟当时正值青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的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那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社会丑恶现象颇为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拿不到,不得不回家乡韶山。自从儿子从长沙回乡之后,毛简臣见他整天无所事事愁眉不展,便要毛岱钟暂时到私塾和他一同教书,一来可借此混混身子,二来也不致荒废学业。

  毛岱钟毕竟是一位具有新型观念的知识分子,他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他的这一举动,在闭塞落后,不知“王法”为何物的韶山冲,自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乡民们虽说对此褒贬不一,但还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学习,指望将来能凭藉精通律例,踏上仕途,兴盛家邦;万一不成,至少可以学成“刀笔”,靠为人打官司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毛泽东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8月的一天,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毛岱钟老师讲授那神圣的“王法”,开始接受法的启蒙教育。

  “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法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毛岱钟开宗明义,依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即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给“法”释义。

  他告诉学生:“法”,是传说中的神兽,它形状似牛,独角,亦称独角兽。它是正直的化身,被用以判定是非曲直。“法”从水、从去,意味着公平、正直。因之,古时审判案件,以被法触者为败诉。《论衡·是应篇》:“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尔雅·释诂》:“法,常也”,这原是法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最初可能也曾被借作刑罚标准的意义用,像吕律的“律”被借作法律的“律”一样。由此看来,“法”不但含有“平之如水”和明断曲直的意义,还含有刑和罚的意义。……概而言之,法是社会生活准则的总称,亦即统治者意志的一般的和概括的表现形式。

  毛岱钟顿了顿,又接着讲:“至于说到‘律’,本朝人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一,故曰均布也。’律字含提供模式,纠偏止邪,使之齐一、统一之意。《唐律疏议》也说得明白:‘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一也。’《管子·七臣七主》解释更详:‘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轨绳墨也。’由上所述,法和律有公平正直以及普遍划一的意思,是国家用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

  毛岱钟博闻强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把本来枯燥生涩的法律基本概念问题,同文字训诂糅合在一起,讲得高深而不失流畅,准确而又极富概括,使毛泽东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王法”的私塾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既进行了古文功力的训练,又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这一天起,毛泽东这位山里娃便跟着“法科生”,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法学启蒙教育。

  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正规地接受法律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拿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在当初,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在日后毛泽东的一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追寻一下毛泽东的学习履历和成长历程,人们便能清楚地发现:正是由于毛岱钟先生——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冲破历史樊篱,敢为私塾教育之“天下先”,打破私立学校教材教法的“一贯制”,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启蒙教育,才使之粗知了一些法律常识,在他稚嫩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依靠法律武器建设国家、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以其为指导思想,他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只是在那时,老师和学生都未曾预料到这一层罢了。

  正当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在乌龟井私塾学习“王法”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两件触目惊心的事件,打破了他心头的平静,也使那至高无上的“大清律”,在他的眼里黯然失色,成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从而使他钻研法律的兴趣荡然无存。

  第一个大的事件,就是1909年前后发生在湘中湘南城乡的“抗租平粜”和“吃大户”风潮。据史料记载,1909年,湖南水旱灾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而投机商人、豪绅地主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导致米价暴涨,粮荒更甚。在潭湘乡一带,无数饥民逃荒讨饭,卖儿卖女,有人甚至率全家投塘自尽。于是饥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奋起抗争,他们抗交地租,要求平价粜米,走投无路者还冲进奸商、地主家动手抢粮。这一反抗之举被衙门视为“暴乱”,而遭到官府的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抓,一些人甚至被砍了头,挂在城门外示众,以警戒后来的造反者。韶山冲里也出现了“吃大户”、闹祠堂的反抗行动。就在这时,毛氏族长毛鸿宾在震公祠里囤积了一百多石稻谷,打算趁米价正涨的机会,把粮食运到湘潭和长沙赚大钱。这件事情,被毛家的族人知道了,就由一个叫毛承文的佃农领头,找族长毛鸿宾交涉,要求开仓平粜。没想到毛鸿宾却动用族规家法,命令亲信打手把毛承文捆绑起来,召集全族老少,当众责罚他。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这件事强烈地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吃大户”风潮之后,韶山又发生了秘密会社哥老会成员彭石匠被逼造反的事件。毛泽东后来回忆起事情的经过:为人正直、敢于仗义执言的彭石匠,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上法庭告他。由于这个地主很有权势,轻而易举地买通官府,做出了枉法的判决。哥老会成员败诉了。但他并不屈服,而是起来反抗这个地主和官府,他带着些人撤到本地的浏山,在那里筑起了堡垒。官府派官军攻打,地主又散布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时,杀了一个孩子来祭旗。他们最后被镇压了,彭石匠被迫逃走,可最终还是被捉住砍了头。然而,“在学生们眼里,他是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造反者”……

  这一连串的事变,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少年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种朦朦胧胧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他的心灵已经在反叛了——觉得不反抗便没有劳苦大众的生路!他日后回忆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觉悟,使毛泽东那倔强的性格和反抗意识得到了质的升华;觉悟,也使毛泽东把反叛的焦点由父亲、老师和韶山的土豪劣绅投向整个社会!

  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最清晰的反响是他对毛岱钟所讲的象征着“公平”和“正直”的法律,产生了很深的怀疑。透过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惨痛事实,毛泽东终于看清:王法是专门向着地主、豪绅、官府和皇帝老子的,他们可以拿它作刀子,任意宰割屠杀那些像毛承文一样的无辜者和像彭石匠那样的英雄好汉,他昂首向苍天呐喊:这种不公正的“王法”,要他何用?他扪心自问:这样有害无用的“王法”,又学之何益?!毛泽东,心中萌发了退学的念头。

  他想退学,可退学的事并不那么简单。那时读书,半年缴纳一次学费,钱交付给先生之后,学生因自身原因如不能入学,先生则概不退还。毛家虽说富裕,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他绝不答应儿子花冤枉钱而不读书。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深知的。他这次重新读书,本来就颇费周折,来上乌龟井私塾,父亲是对他寄予了厚望的,指望他跟毛岱钟老师好好学习“王法”,将来好涉足仕途,以使门楣增辉。如果自己还没学习几天便要回去,父亲定会生气,弄不好自己将永远失去学习的机会。想到这里,他只好按住性子在这里读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虽不想继续学习法律,但却和私塾先生毛岱钟很合得来。按毛氏辈份论,毛岱钟比毛泽东长一辈,毛泽东既要尊他为师,还要敬他为叔。可是毛岱钟年纪并不大,他出生于1890年12月,比毛泽东整整大3岁,他们实际上属同龄人;毛岱钟5岁发蒙,12岁考入“昭潭高等小学堂”,15岁进“长沙法政学堂”,19岁毕业回乡任教,这才阴错阳差地成了年满16岁的毛泽东的先生。毛岱钟在长沙读书期间,接受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所以在执教期间很少有封建教育的那一套繁文褥节和清规戒律。在他的私塾里,虽然摆了孔夫子的牌位,但这是父亲毛简臣的意思,他也只好摆个样子罢了,并不像那些酸学究,硬要学生们磕头下跪,烧香作揖。他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不愿管得太死,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年龄较大、自我约束力较强的学生,更是听其自然。他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也是文质彬彬,轻言细语,从不打人骂人。他的这些做法,深受绝大多数同学的欢迎,特别符合生性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发自内心地喜欢毛岱钟老师,觉得他是自己读书以来遇到的最和气的先生。

  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读书。他拟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除完成毛岱钟老师讲授的课程外,专门攻读中国古代历史,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乘着落日的余晖,在私塾门前的水塘边看书。毛岱钟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来到他的学生身边。

  “润之,你在读什么书呀?”毛岱钟关切地问。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岱钟先生在问他,便将手中的书递给老师。

  “噢!是《史记》?你在读历史?”毛岱钟看了书名后,又将书还给毛泽东,问:“润之,你近来对法律课学得怎么样?”

  听了老师的问话,毛泽东半晌没有作声。怎么说呢?毛泽东深知:无论是哪位老师,大凡是他所教的那门功课,便都希望学生能专心致志,学有所成。可是,自己确实已对学习“王法”失去兴趣,没有兴趣就不可能刻苦自励,也就不可能学好。平时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均用来钻研历史书籍,幸亏毛岱钟先生的通融,给了他不少关照,他才能在私塾里安安心心地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而不必担心受先生的处罚。但是,当现在先生过问自己的学习情况时,毛泽东的确感到有些不好向老师交待。这个情由怎么好当面对老师讲呢?可是不说清楚,他总感到对不起这位和蔼可亲的先生。思来想去,毛泽东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心事对老师说说为好。

  于是,他坦诚地看着毛岱钟,说:“先生,我不想学王法了!”

  “为什么呢,润之?”毛岱钟闻言,不解地问。

  “先生,你听说了饥民‘吃大户’、闹祠堂和彭石匠造反的事吧?”毛泽东答非所问地反问老师。

  毛岱钟点了点头。毛泽东所说的两件事就发生在韶山冲里,他早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实话,他十分同情走投无路的佃农毛承文等饥民,也很敬佩彭石匠的武勇,但作为一个法科生,他又觉得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大清律条,按律将定为“叛逆罪”,罪不容赦,当斩不饶。不过,毛岱钟不明白今天毛泽东提这些事的意思,也弄不清这些事与他学王法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毛岱钟不无疑问地对学生说:“润之,你说的这些事,可谓惊心动魄的大事变,在湘中、在韶山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只是,它们与你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先生!我以为朝廷的王法是专门为官府、富人制定的,这是极不公正的!试想,它如果‘公平’,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不管百姓死活、贪赃枉法的官老爷和富商豪绅,而治罪于那些遭灾难的饥民和正直善良的种田人?它如果‘正直’,彭石匠何以死得如此悲惨?照我看来,这样不公正的王法,学了有什么用啊!”毛泽东面对他喜欢的老师,直言不讳,慷慨陈辞。

  听了毛泽东的话,毛岱钟陷入了沉思。作为族人,他深为毛泽东这位远房侄子担忧,毛泽东刚才这番令他的同龄人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言论,若在公众场合张扬出去,将是为大清王法所不容的,不坐大牢也会“杖责四十”;可是,作为老师,他又不能不对这位学生刮目相看,一个十多岁的私塾生看问题如此深刻,简直把封建法律的本质都看透了,可见他是极有思想的。说心里话,毛泽东的这种想法自己在长沙读书时也曾有过。经过几年对法律的钻研,特别是受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老师的影响,毛岱钟日益看清代表极少数满清大地主贵族利益的大清王法的本来面目,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和徇私枉法更是深恶痛绝。他不愿同流合污,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回到故乡靠教书度日。尽管这样,毛岱钟还是认为法律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仍有其深厚的渊源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山乡农家子弟,学一点法律知识,懂一些诉讼之道,是有益而无害的。为了启发毛泽东的学习自觉性,毛岱钟想引导他了解一些中国古代法制史,特别是想让他了解历代王法对类似于“彭石匠造反”这样的政治犯罪是如何定罪量刑的,以便消除他的成见。于是,毛岱钟扬了扬他手里的那本线装书,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这些想法,我个人以为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大清律条与法学、法制史等同起来看,法律作为一种学问还是值得一学的。你近来读史不知注意到了没有,历代史书上对法律可是有不少记述啊!我这些天也正在温习列朝史籍,想给你们讲讲历代王法的变迁呢!”

  “哦,史书里对法律也有论及?”毛泽东初涉史籍,自然对此不甚了解,便极感兴趣地问。

  “是的,有史即有法嘛。法是和国家一起产生的,国家政权就是靠军队、警察和法庭来得到巩固的。一部史书要记国家一朝一代的兴衰,自然也要论及那个时代的法律。因之有人说,一部中华古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法律变迁史。”毛岱钟不愧是法政学堂的高材生,三言两语便既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又把法制史与历史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近年来,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史方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下功夫往深处钻,就越觉得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浩繁的历史书籍,就像那浩瀚的大海,望不着边,游不到岸,其幽深和奥秘无以穷尽。听了刚才老师阐述历史与法制史的关系后,他由此及彼地联想到法律这门学问的深奥,不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以急切的心情向毛岱钟询问:

  “先生,你具体想讲哪个课题,能向我先讲讲吗?”

  “好的。走,润之,我今晚就给你讲!”毛岱钟欣然答应。然后,同毛泽东一道来到他的书房,在油灯下开始了他自己命题为《中国历代政治犯罪的罪与罚》的专题讨论。

  “政治犯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罪名之一,它几乎和国家、法律一起与生俱来,历代统治者将其视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并施行最严酷的刑罚。”毛岱钟以准确、精练的语言,开始了他那冗长的讲解。

  他接着指出:“关于政治犯罪,最重大的是夺取统治权为目的而危害统治者的犯罪。以当今大清律和新颁《大清新刑律》定罪,就叫‘叛逆罪’。当然,根据各个朝代的具体历史情况,对此罪名也各有不同。……”

  毛岱钟一口气从三皇五帝讲到宣统年间,把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犯罪的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法定罪名,阐述得深刻透彻。其中许多观点,显然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而是他多年来通读史书、精研法理,站在历史的高度悟出来的结论。对这样的讲解,毛泽东从未听过,所以觉得特别新颖,赏心悦目。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生怕漏掉了一句话。待到老师讲完一段停下来,他仍以企盼的眼光望着毛岱钟,说:“先生,你这是讲的有关历代政治犯罪的定罪,那么还有量刑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毛岱钟呷了一口茶,笑着对他的学生说:“莫急,润之!下面我就要谈到自古到今对政治犯罪的刑罚问题哩。”

  “综观我国古代刑法的发展史,政治犯和常事犯的刑罚,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政治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处罚基本是相同的;时至封建社会,对于触犯礼义、伦常的刑罚,汉唐和明清大体类似,而对于危及国家统治的反叛大逆等罪的处罚,汉、明、清更重于唐。

  “总之,列朝列代对政治犯罪施行的是严刑峻法。特别是对‘谋反大逆’、‘罪大恶极’的危害朝廷的行为,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刑罚原则,处罚则更重了。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必需。不这样做,帝王的江山社稷就不能永固,王朝便会有覆亡的危险……”

  说到这里,毛岱钟的语音戛然而止。像是要给学生留一个回味、思索的余地。他在停顿了许久之后,才对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润之,我今天跟你讲这些,除了向你介绍一些法学方面的知识之外,还想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由朝廷制定,为帝王服务,因而绝对公平正直的法律是没有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吃大户’的饥民和彭石匠的事太难过,而影响了你的学习和前程。只有学好王法,将来踏上仕途,做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再秉公执法,为黎民百姓撑腰作主,造福于民,这才是我们读书人要追求的出路啊!……”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之中。连毛岱钟什么时候离开书房回卧室休息的,他也不曾发觉。他的内心像开了锅的水,沸腾翻滚不已。原以为,是因为法不“公”或官不“清”,才造成无数饥民和彭石匠被滥杀的惨剧。听了毛岱钟先生这一席谈,毛泽东似乎清晰地醒悟到,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皇帝老子才是总根子!自古以来,法自君出,狱自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想到这里,毛泽东对学习法律感到彻底失望了。他终于下定了退学的决心。

  1910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乌龟井私塾,转学到东茅塘毛麓钟先生门下,从而结束了他那重进学堂门之后的读书生活,离别了教他学习王法的“法科生”先生毛岱钟。但是,这段学习经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忆起他的“法科生”老师。

  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并在家乡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此间,毛泽东携妻子杨开慧曾专程前往乌龟井看望毛岱钟老师父子。此时,毛简臣已患病卧床不起。因为久治不愈,毛岱钟决定以“冲喜”为父亲治病,于是让他的独生子毛泽敷成亲,并特地派人请毛泽东夫妇来帮忙办喜事。毛泽东和杨开慧随即赶到乌龟井,送上贺礼,祝福毛泽敷喜结良缘,并帮助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

  然而,毛岱钟独生子新婚的喜气,并未能冲走老父身上的病魔。不久,毛简臣便病逝于乌龟井。由于毛岱钟正处在丧父的悲恸之中,难以料理丧事,家中一派零乱。

  毛泽东闻讯后,立即前来吊唁,并尽孝子之责,代为主持料理丧事。据族人相传,毛简臣的灵堂共摆设了108个祭台,全部铺垫白布,整个丧事操办得极为庄严隆重。

  毛泽东还给老师送上一份葬礼,写下了一篇深切怀念的祭文和一幅情真意切的挽联。在祭文中,他盛赞毛简臣是一位“率性勇为,质直好义”的士绅。

  此后,毛岱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毛泽东发动的农民运动,积极协助他昔日的学生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协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平粜阻禁等斗争。这年8月下旬,因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追捕,毛泽东在韶山乡亲的掩护下离开故乡,不久到达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时,年富力强的毛岱钟应毛泽东的邀请,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先生一道来到广州,在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同有关人员一道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此后,毛岱钟曾在国民政府任监察委员会专员,直至1937年病逝。

六、“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毛泽东和毛麓钟


  在《毛泽东年谱》这部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中,是这样记载少年毛泽东在东茅塘的读书生活的:“(1910)春,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那么,毛泽东转学东茅塘读书的详情,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1909年,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毛麓钟,在韶山东茅塘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韶山冲毛姓族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入学。私塾设在东茅塘的面山楼,一共只有十多个学生,但大都是韶山农家子弟中的佼佼者。

  毛麓钟的声望和道德文章,在韶山一带是有口皆碑的。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居韶山冲东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四端)系嫡堂兄弟,是以读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满清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辞令诉讼,乡间凡遇有重大事项皆请其到场加以排解。父亲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勤俭朴素,学习刻苦自励,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人郡庠”。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庠”,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为家,四处漂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称“韶山小隐人”。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痛定思痛,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对满清政府的愤慨转而反抗,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政治态度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还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坚船利炮,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他联络地方绅士在韶山兴办学校,开启民智。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并且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作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时,毛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穿长袍马褂、颇有威仪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田里,最初的奋斗目标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做一个有知识而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却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有钱人家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到他这里就读。就是一些穷人,也因仰慕他的才名,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毛麓钟门下读书。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之所取学生多是品学优良之士。

  毛麓钟的东茅塘私塾兴办的时候,也就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正在乌龟井的毛岱钟手下读书。听说堂伯回家乡办了学,他十分高兴。看到冲里不少人到东茅塘上学,他心里痒痒的,很想到堂伯门下去进修几年。可是,这一期的银子已经交给毛岱钟老师了,如果半途而废父亲是不会答应的,他只好暂时放下转学念头,安下心来在乌龟井私塾读了半年书。

  转眼间,1910年的旧历年到了。过完“正月半”,毛泽东就对父亲说:“爹,我去法科生先生那里读了半年,操练了一点本事;要是再跟秀才二伯去补一补课,将来出去搞事,就越发靠得住了。”

  毛贻昌知道毛麓钟见多识广,很有学问,他本人虽说没有做大官、发大财,但人品和学识在韶山冲却是数一数二的。儿子如拜师他的门下,的确是个难得的求学机会。再说儿子大了,一般的老师管束不住他。平日里,他最服他“秀才二伯”,放在这位严师手下,家里也省心。经过麓钟大哥的精心栽培,三伢子将来兴许有些出息。想到这些,毛贻昌打算依了儿子的心意,让他从乌龟井私塾退学,转到东茅塘。于是,他答应了:“好吧,先去秀才二伯那里读半年,看看吧!”

  毛泽东见父亲满口答应,十分欢喜。出了正月,他请父亲到乌龟井辞了学,然后就收拾行李和文房四宝,转读东茅塘,住到毛麓钟二伯家里去了。

  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先生的十余名学生当中,聚集了韶山冲一带最优秀的青少年,这些人中有毛泽东、李耿侯、毛新枚、刘伯庚等,其中毛泽东年龄最大,大得与他的私塾生“身份”有点不相称。但是,却又数他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作得最好。

  这些,自然博得了十分爱才的毛麓钟先生的赞赏。多年来,毛麓钟在外面谋生,对家里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只听说,自己的堂弟、上屋场的毛贻昌家,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叫石三伢子,他还听说,这石三伢子是个“调皮王”,在蒙馆专跟先生“捣蛋”,把老师都气跑过。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侄儿秉性是这么好,读书的天份是这样的高!毛麓钟以他特有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当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也将寄托在他的身上。

  上述发现,令毛麓钟喜出望外。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受做县丞的父亲的影响,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将科举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标,力图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可是,许多年过去了,仍然功不成名不就。每每思虑至此,他都感到前途黯淡,心灰意冷,曾产生过息影田园、隐居山野的想法。是戊戌维新志士的呐喊,猛然惊醒了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生身之地韶山,在家乡兴办新学,培养人才。但他没有想到,刚开始授徒,便遇上了毛泽东这样大有造化的学生。这怎不叫他欣喜异常呢?

  大概就是打这时候起,毛麓钟先生抱定这么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

  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炼,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的不易,因而在就学机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慧转向天份加勤奋。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手不释卷,格外刻苦用功。

  对此,毛麓钟一一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是,他没有嘉勉自己的学生和侄儿,他怕毛泽东这种对于学习的自觉和勤奋,是来自于两年多繁重体力劳动的挤压,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萤火般地一闪而过。为了使这种自觉和勤奋能够持久下去,毛麓钟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势,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希望毛泽东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为振兴家族而发愤读书。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也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使一个家族兴旺发达应该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的凝聚力,正是靠这种力量使然,家族的成员们才能一代一代地不懈努力奋斗下去。他觉得毛泽东是个悟性极高的毛氏后生,应该让他明白这个事理。所以,他打破惯例,虽然毛泽东尚未成年,仍让他阅览《毛氏族谱》,使之了解毛姓家族的起缘和发展状况,藉以激发他为振兴家门而好好学习。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发黄的族谱。他恍然悟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人的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教好每一节课外,还十分重视抓好毛泽东的课外学习,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字的总集和专集等。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毛麓钟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他点读历代名家传世之作。

  《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攻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了不少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了《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著之书。毛麓钟先生点读的上述书籍,大大地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之受益颇丰,进而在他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毛麓钟还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细心的讲解。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帝王之书”,是仕人必读之书。毛麓钟教毛泽东这些书,其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治国安邦的启蒙教育!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着他的学生。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歌辞赋产生了极大兴趣,便悉心地教他朗读、背诵,同时教他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觉得其诗句虽短,内容却情深意长,读来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毛麓钟很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所以,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他十分赞赏诗中那哀婉动人的故事,悠扬宛转的诗句,还有那给世人留下的谆谆告诫。他将这首长诗亲手抄录给毛泽东,让学生吟咏、揣摸。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歌辞赋的学习进步很快,他不仅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很生僻的诗句,竟然也能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宽的“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能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据闻,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趣和超常的记忆力到老不衰,一直伴他度过一生中轰轰烈烈的最后岁月。

  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不无道理。正是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手下奠定了扎实的古诗词功底,毛泽东才能在日后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并享有“马背上的诗人”和“领袖诗人”的美誉,为他的政治生活赢得了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对此,历史是早有定论的。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求取真知。老先生是位见过大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独立思考,感悟真知灼见。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领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石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生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教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致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则“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例如,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述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为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史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节操,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后来,他在读书笔记中曾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当时读书体会的写照罢。

  由于毛麓钟的苦心教诲,毛泽东虽然仅在东茅塘私塾学习了半年时间,可所学的知识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毛先生的思想、学识和人品都影响着毛泽东,他感到拜师毛麓钟门下身心受益匪浅。

  韶光易逝,岁月如流。过了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过了杜鹃漫山竞妍的清明时节,又到了荷花出水的六月炎天……半年的时光瞬息即逝。经过短暂半年时间的相处,毛麓钟先生深感韶山冲这个小小的山村,已藏不住即将展翅的雄鹰,东茅塘这区区的斗室,已容不下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

  在毛麓钟的指点和帮助下,1910年秋毛泽东踏上了去湘乡东山学校的崎岖山道。在告别故乡、告别亲人的时候,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激动心情,改写了毛麓钟教给他的那首由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日本人所写的七律诗送给父亲,以表达自己此去他乡谋求大业的宏愿和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新中国成立后,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常去北京,到毛泽东家拜访。毛泽东与他交谈叙旧,多次提到他父亲毛麓钟,称赞“老先生有文才,诗做得好,是个好秀才”,并曾十分荣耀地说:“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

  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到长沙时,特别向湖南省党政负责人华国锋、黎原等人询问毛麓钟后人的近况,此时,毛麓钟之子毛泽普已更名戈楷,在省科委担任副主任职务。黎原汇报了毛泽普的情况后,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岁,但论辈份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说完,毛泽东半晌低头不语,陷入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之中……

七、“没有他,我只怕进不了洋学堂”——毛泽东和李元甫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年仅17岁的毛泽东,告别父母和弟妹,离开了韶山冲,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湘乡县东山“洋学堂”。

  此时此刻,毛泽东站在高高的围墙下面,迎面望去——一扇黑漆大门,门顶上悬着一块红漆金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东山书院”;大门旁边,挂着一块新制的竖牌子,黑底红字,写的是:“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真是大地方,大书院,大气派!毛泽东心中不由暗自赞叹。

  毛泽东正要跨进学校大门,门房里走出一位青衣小帽、白净脸皮的中年人,他是东山学堂的看门人。看门人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询问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帮哪位相公挑行李来的?你家相公来了没有?”听了看门人的问话,毛泽东心中涌起几分不快,但他还是礼貌地上前打了一个躬,微笑着说:“我是从湘潭来的考生,劳烦您通报一声,让我进去考试。”这次看门人认真打量了毛泽东一番,看到他那身装束和那副行李,脸上露出明显的鄙夷之色。他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快点回去吧,这里早就考过了。再说,我们湘乡的高等学堂,怎么会收你们湘潭人做学生呢!”正在这时,从学堂里走出几个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一个个穿着整洁潇洒,举止儒雅风流。前面那个穿白色湘芸纱长衫的青年学生,听了看门人的话,斜着眼睛向毛泽东投来一瞥:“哼,土包子!土包子也想进洋学堂,真是乱弹琴!”其他几个随声附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乡巴佬也要读高等学堂!”“唉,放牛伢子也进了‘莲花屋场’,我真要为东山书院一哭!”

  受到看门人的冷遇和这几个青年学生的嘲弄,毛泽东气愤异常!在韶山,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庇护,何时体验过这种被人瞧不起的心境?他真想一走了之。可是,这次来东山学堂求学,花费了好多的周折,父母、老师和亲友寄予了多少的厚望啊。

  “好不容易来到了东山学堂,决不能就这么回去!”毛泽东打断无边的思绪,自己对自己说。眼看太阳落山了,飞鸟归巢了,他只好耐着性子向看门人求情,想见一见管事的先生。可是,看门人还是不搭理。

  毛泽东本来就生就一身“虎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人、服输。看门人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再理睬他了,挑起行李,径直闯进那道黑漆大门。看门人急了,连忙将他拦住。于是,一个要进去,一个不让进,相持不下,不可开交。

  “莲花屋场”——东山学堂,以一种颇不礼貌的方式,迎接着她的新学子的到来。

  正在这时,从学堂里走出一位约摸四十来岁的先生,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浓黑的八字胡,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很是精干,严谨。他往门口一站,看门人就连声喊他“堂长”。毛泽东这才明白:这位先生就是李元甫,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学生们还按照从前书院里的习惯,尊称他为“监督”。

  毛泽东早就听在这里念过书的表哥王季范说过,李元甫是个维新派,思想比较开明,热心教育事业,在湘乡学界很有名气,倒是一位好人。于是,就放下担子,给李元甫行了一个礼,然后讲明了来意。李元甫仔细看了看他的仪容和打扮,又看了看他身边的那担行李,稍微踌躇了一下,说:“好吧,考期是过了,不过,你要是有真才实学,也可以考虑录取。”说着,走进门房,在条桌前坐下来,取出纸笔,写下了“言志”这个题目,交给毛泽东,对他说:“你先做篇文章看看,再填一张履历表,明天早晨交给我。”说完,又对看门人交待:“你带这位相公安排个安静地方,准备文房四宝,再给他一盏美孚洋油台灯。”

  李元甫走后,看门人按照他的吩咐,给毛泽东拿来了油灯和纸墨笔砚。毛泽东坐在门房的条桌前,面对李元甫所命的《言志》试题,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忽然,脑际中便闪现出离开家乡时给父亲题诗立誓的情景。是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以身报国。自己离别父母兄弟,离别故乡,走出大山,投考这“洋学堂”,不就是为了学一身硬本领,将来好报效国家民族吗?!

  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禁豪气顿生。于是,他从国弱民穷的现实,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把个人荣辱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作文章,奋笔挥毫,直抒胸臆,一篇作文一气呵成。

  李元甫接到看门人送来的考卷后,先是被那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所吸引,当他看完文章的内容时,那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丽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令他兴奋不已。他捋着八字胡子,连声称赞:“好啊!好啊!”接着,立即叫杂役下去通知,把管事的先生们请到监督室来。待大家坐定后,他高兴地说:“各位先生,我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我们东山学堂,今天发现一位建国的栋梁材!”说着,李元甫就拿起了毛泽东那篇《言志》的文章,大声朗读起来,真是气势磅礴,余音绕梁。先生们听了,也赞不绝口。一些先生主张马上录取这位考生。可是,一看考生填写的《学生履历表》,又犯难了。那表格是这样填的:“毛泽东,号咏之,字润之,湘潭韶山人。”

  问题就在这里!原来这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有名的东山书院,进了这个书院,就是秀才底子了,官家每月补贴二两银子,让他们读书。改成学堂以后,也还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宿费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因此,它不能让外县人沾光。现在,考生毛泽东是湘潭人氏,又没有特殊的背景,按例是不该录取的。有个姓张的经学教师,反对得最为激烈,因为他是东山书院的一名董事,在湘乡县还有点权势,有些教师看到他持否定态度,就不好明确表态;有的干脆和他站在一起,反对录取外县学生。这样,围绕录取还是不录取,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一时难得统一看法。李元甫只好请国文教师谭咏春出去一趟,让他在学校读书的儿子谭世瑛先把毛泽东安排在西后斋休息。

  紧接着,十几位管事先生又继续开会,争吵到深夜,一盏洋油灯都熬干了,但由于张教师坚决反对,仍不能作出录取毛泽东的决定。最后,堂长李元甫一拍桌子,愤愤地说:“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去留学,湘潭人反倒不准到湘乡来读书,这真是海内奇谈!”说着,他向校董事会摊牌:如果不录取毛泽东这样的旷世英才,他就辞去堂长的职务。谭咏春和贺岚岗先生也坚决表示,如果张先生故意从中作梗,他们也将自请辞退。其他先生见李元甫和谭、贺二先生的态度强硬,也都同意打破惯例,录取毛泽东。张先生见众怒难犯,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松口了。

  次日下午,学监正式通知,破格录取毛泽东为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编在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学习。

  随即,毛泽东缴纳了14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正式成为这所新式学堂里的一员。从这一天起,他这个韶山冲里的农家子弟,终于跨进了湘乡县的“洋学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李元甫是一位十分爱才的学堂堂长。他常常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教师的天职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因此,对学生中的人品学识拔尖者,学校一定要精心培养,备加爱惜!”

  从毛泽东到达东山的那一天起,李元甫就特别关注这个“尖子”学生了,那篇入学考卷《言志》,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入学后写的一些文章,他也在百忙之中从任课先生那里调来看了,他从心里喜欢毛泽东的文采,尤其是那忧国忧民的宏伟抱负。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看错,破格录取了毛泽东这么一位建国之材。从此,他处处爱护毛泽东这个人才。

  在老家韶山,毛泽东家境小康,加上他人极聪明,会读书,点子多,有组织能力,因而在私塾里是同学们公认的“头”。可是,在这东山学堂他是外乡人,又初来乍到,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富家子弟,把他看作“乡巴佬”,常常奚落他。面对这巨大的反差,他的心情很是压抑苦闷。

  李元甫对东山学堂的学生状况是很了解的,不少学生仰仗家庭的权势,在学校不学无术,却要逞强好胜,欺侮那些家境贫寒和生性老实本分的学生。他早想扭转这种坏风气,怎奈势单力薄,难以如愿。这次,他从国文教师谭咏春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因受某些纨绔子弟歧视而心情抑郁的情况时,再也按捺不住了!

  一天,他在学生早上点名的时候训示道:“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惟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学堂教育之要项,乃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力戒任人唯亲。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切勿夜郎自大……”

  李元甫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东山学堂师生当中引起强烈反响。绝大多数同学从堂长的高度评价中,了解了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深深为之钦佩,原来一些歧视毛泽东的人,听了李堂长的训示,有的改变了态度,有的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就这样,在李元甫堂长的鼎力帮助下,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舒心的学习环境,广泛涉猎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音乐、自然、图画等各科知识。在这些学科当中,他尤其喜欢国文、历史和地理。通过对祖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毛泽东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感到自己的胸怀开阔起来。他深为祖国有辽阔的疆土和悠久的历史而自豪,又深为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曾经使祖国威震寰宇的人物而振奋;但同时,也深为鸦片战争后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奋学习。

  由于在学习上的自觉和勤勉,毛泽东的各科学业,在全校学生中相当突出,特别是国文成绩更是拔尖的。他的作文,如《言志》、《宋襄公论》和《救国图存论》等都被老师赞扬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因而,他的文章全校闻名。

  堂长李元甫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学生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大家讲一些中国日益贫弱,迭遭列强侵略和侮辱的情况,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听了李元甫的讲话,毛泽东心情更加沉重,他感觉到要救国救民,光读“死书”不行,还要钻研“天下国之要事”。从此,他除学习文化课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毛泽东很快地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时他最爱读的是《新民丛报》,最喜欢康、梁文章。

  毛泽东不仅喜欢康、梁文章的思想内容,对康、梁文体也很推崇。在李元甫和国文老师谭咏春的支持下,他效仿“康梁体”作起文章来。可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一次不小的麻烦,又是李元甫堂长出于爱护人才的至诚,公开出面保护他,给了他公道,才使他得以继续安心学习。

  原来,经学教师张某,是一个抱残守缺、思想陈旧的人,在毛泽东投考东山学堂时,就曾以他不是湘乡人为理由反对录取他。后来是堂长李元甫,教师谭咏春、贺岚岗等人的据理力争,才将毛泽东破格录取。毛泽东入学以后,张教师对他或多或少地抱有一些成见。毛泽东性格沉静,不苟言笑,洒脱不羁,他视之为恃才傲物,不尊师长;毛泽东装束俭朴,不修边幅,他认为是仪表不整,不拘小节;毛泽东年龄较大,有些课目如算术、图画、生物等底子较薄,而对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很感兴趣,成绩也很突出,这些则被他斥之为“偏废”、“一条腿”,评判为“名列后榜”。毛泽东看“过激”书刊,效康梁文体,更加触怒了他。他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一窍不通”,不但没有加圈加评,连断句的标点也不打,篇篇作文都打20分——不及格!

  李元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先生对学生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事关学校的教学风气和办学方向的大问题,张先生作为师表,却压制学生探求新知、接受进步思想的积极性,学校哪有民主自由的学习空气,岂不成了封建专制的牢笼!于是,他对一些师生公开表示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毛生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他思想前进,文笔泼辣,给八九十分都不为过份。另外嘛,康梁体的文章也是可以学的……”

  从此,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教学风气,来了一个大转变。谭咏春老师得到李元甫堂长的应允,在讲堂里开讲康梁文体;贺岚岗老师开讲了毛泽东喜爱的《饮冰室文集》;学堂到处都在讲维新甚至还有宣传民主和自由的,也有讲博爱和平等的;曾留学日本的萧先生,甚至在课堂上讲起了“洋文”《泰西五十轶事》和《天方夜谭》。霎时间,东山学堂活跃起来了。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才真像一个洋学堂了……

  毛泽东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中,从《新民丛报》及其他维新书刊中,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这对他幼年学过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否定;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对于他原有的“皇权至尊”的思想观念,也是一个否定;康梁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因此,毛泽东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这个进步的内在原因,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而外在原因,则无疑是李元甫这位开明的学堂堂长,创办了一个可让学生自由自在地读书的“洋学堂”,营造了一个能使学生探讨学问、交流思想的宽松环境,从而使毛泽东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东山学堂,是湖南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起》中曾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这说明,这个学堂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为了办好这所新式学堂,李元甫倾注了许多的心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排除各种干扰,打破陈规陋习,摸索了一套培养人才、教育人才的办学方略。

  清朝末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历史时期。

  教育界一方面保留着封建社会的古老教育形式——私塾和书院;一方面又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维新潮流。李元甫主事东山学堂后,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旧时文人读经的古老书院,改建成一所新式的学校,它开设的课程也一扫过去仅有经学课的单调枯燥之风,除国文、算术、历史外,增设修身、地理、物理以及体操、音乐、图画等新科目。这些新科目,对于一些像毛泽东这样热烈追求新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自然感到非常新鲜,激发起他们学习的极大兴趣,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此外,李元甫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以他特有的胆识,为师生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如学校订购了《新民丛报》等反映维新变法进步思潮的书刊,允许学生阅读被列为禁书的梁启超所著《饮冰室文集》和古典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杂书,支持教师在课堂上开讲康梁的文章,鼓励毛泽东等学生仿效康梁文体作文……这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自此,他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子任”的别名,以表明要以确立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作为崇高责任的意愿。

  在李元甫的关怀下,毛泽东虽只在东山学堂学习了半年,却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爱国主义思想也更加强烈了。

  第二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东台山下的莲花屋场。临行前,李元甫先生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省城去深造。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李元甫的引荐,同应聘到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一道来到了省城,顺利地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李元甫先生也辞却了东山学堂堂长职务,到湘乡驻省中学担任学监。在这里,他时常向师生们介绍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情况,夸奖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言语之中,流露出他对毛泽东这个人才的器重和珍惜……

  40多年后,毛泽东成了中国这个有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他身居首都北京城,日理万机,异常辛劳。可是,他没有忘记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没有忘记当年的师友们,更忘不了李元甫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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