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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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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4)


                 田园泥土香教育  武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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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八、“是先生教我学起步的啊!”——毛泽东和谭咏春


   

  东台山,这座巍巍耸立在东山学校背后的青山,犹如一位不老的历史见证人,无声地述说着毛泽东和他的班主任谭咏春之间的那份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如前所记,毛泽东颇费周折,好不容易说服父亲应允,来到了东山学堂。经过考试,他的成绩不错,可因为是外县人,差点被拒之门外。多亏了李元甫堂长和谭咏春、贺岚岗二位先生出面为他说话,才被学堂董事会勉强录取。谭咏春先生批阅过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情,便请求李堂长把毛泽东编在他担任班主任的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就读。就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五班的一名学生了。

  东山学堂,不愧是一所新式学校,这里背靠巍峨苍翠的东台山,面临清澈明净的涟水河,左右是一展平阳的稻田,环境秀美、幽静,是读书习文的理想去处。学校采取多学科式的课程设置,除经学外,还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以及进行道德品行教育的修身课;各个班级实行“级主任制”,由国文教师担任主任,全权负责学习、生活、操行和其他班务活动。

  初来东山小学,毛泽东人地两生。是谭咏春,这位爱生如子的先生,给了他许多关怀和照顾,给了他父辈般的温暖,使他这位远离亲人的少年那颗孤独的心,得以慰藉。

  毛泽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睡觉的事,他在离家时,只带有一床打着补丁的旧棉被,必须找一个同学“搭伙”睡。可是,由于他穿着朴素,又是山里人,在那些出身官宦和豪绅之家的同学眼里,他是个十足的“土包子”,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睡。谭咏春很喜欢毛泽东这位作风朴实无华、出类拔萃的学生,为了不让他受委屈,谭先生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从家里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睡一个铺。谭世瑛对毛泽东这位举止持重、性情沉稳的同学颇有好感,所以很乐意跟他在一起。从此,他俩朝夕相处,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白天,他们在一个教室学文习字、切磋学术;夜里,他们盖一床被子睡觉,亲如手足;课余时间,他俩漫游徜徉在学堂周围的青山碧水之间,涟水河畔,东台山上,留下了他们的年轻身影。看到他们两人那亲密无间的样子,有的教师半开玩笑半是羡慕地对谭咏春说:“谭先生,你收下一个好学生,谭师娘可添了一个好小子呵……”

  先生们的话,并非都是戏言。事实上,谭咏春夫妇对待毛泽东这个来自外乡的学生,的确倾注了父母般的感情,付出了一片爱心。

  毛泽东的身体从小很瘦弱,12岁那年患了一场大病后,就显得更单薄了。虽然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经过体力劳动的磨炼,他身体强壮了许多;但到东山学堂后,他在生活上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精心照料,营养又跟不上,所以经常闹病。对此,谭咏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除了请医送药和耐心照护外,还经常嘱咐谭师母做一些可口的饭菜,让儿子谭世瑛带给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以保证他不辍学,不旷课,不耽误正常的学习。

  据谭世瑛回忆1910年的冬天,毛泽东曾身患感冒,并因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病情十分危急。当时,“校董”张教师让谭咏春去通知毛泽东的家人把他领回去诊治,谭先生担心这样会延误治疗时间,便请人绑了一架竹床,把毛泽东连夜抬到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用西医西药给他进行了治疗,使他转危为安。此后,谭咏春父子又把毛泽东接到家中,端汤送药,精心照料,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又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之中。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的思想情绪曾发生过较大波动。昔日在家乡,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爱护,可在东山学堂这些富家子弟面前,他第一次体验到受人歧视的心境,感到很是寂寞和抑郁。在那段日子里,为了使毛泽东从孤独苦闷的心境中很快解脱出来,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之中,谭咏春叮嘱儿子谭世瑛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带着毛泽东外出游玩,以便让他开心;还在节假日请毛泽东到家里作客,让谭师母做些好吃的给他改善伙食,同时趁机做他的开导工作,鼓励他主动到同学们当中去找朋友、找友谊。

  为了让毛泽东这个涉世未深的农家少年,真正懂得友谊与人生和事业的关系,知道怎样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谭咏春经常向他介绍历史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不断灌输交友之道,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谭咏春教导学生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连鸟儿的啼鸣,也是寻求伙伴而发出的声音,更何况万物之灵长的人呢?可见交朋结友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重要啊!”

  “但是,怎样识别朋友、选择朋友和与朋友交往呢?这却大有学问。历代贤哲对此有过诸多论述。”谭咏春结合前贤的论述,谈了他对择友标准的领悟。他以为,择友指导思想要正确,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贵道合,正所谓“君子与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利为朋”。

  “交朋友是双向的,不光你挑拣别人,别人也要看你怎么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己品质不好,是交不到好朋友的,所以自己一定要过得硬。”谭咏春告诫毛泽东,待朋友,首要的是真诚,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别人,知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做到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要乐于助人,不损人利己,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要讲信用,重友情,与朋友交往,应言而有信,不以荣辱定交情;此外,还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末了,谭咏春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的长处比照你的短处,发现别人的毛病用以警戒你自己的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取得长进啊!”

  为了使毛泽东交上有益的朋友,谭咏春特地把他的另外两名高足萧子升(萧瑜)、萧子璋(萧三)兄弟也接到家中来,介绍他们与毛泽东见面认识。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学习心得,互相传观作文,交换阅读书籍,逐渐有了较深的友谊。在同萧氏兄弟的交往中,最令毛泽东难以忘怀的,是他找萧三借阅《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看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书,便迎上去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萧三答道。

  “借给我读一读吧!”

  萧三爽快地答应了。该书是关于欧美近代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扼要地叙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世界名人的事迹。对这本书,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仔细,许多地方都用笔打上圈圈点点,还写下了不少感想。在还书时,他对萧三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把书打开一看,真有些哭笑不得——几乎整册上都布满了朱青二色的圈圈点点。在记述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得斯鸠、林肯、华盛顿等人生平事迹的篇章里,除了红道道、黑框框外,在书中的空白处,还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

  毛泽东把书还给萧三以后,也不看好友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想来:“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谭咏春老师的影响下,萧氏二兄弟打破了地域的界限,终于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哥哥萧子升后来因政见的不同,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做了蒋介石政府的农业部次长。弟弟萧三走上了一条与哥哥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斗争,用手中的笔讴歌正义的革命事业,撰写老同学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成为著名的红色作家、诗人和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专家。这位与毛泽东小学时候同过学,师范学校同过学,一起参加“新民学会”,一道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后来又在延安共事的文人,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同他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山学堂求学时期的毛泽东,在谭咏春等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明白了友谊对于人生、理想与事业的辅助作用,懂得了友谊是人生社会本性的绝妙写照。

  在东山,在长沙,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聚集在良师周围的优秀同学。他们当中有东山学堂的同学萧三兄弟和谭世瑛;还有第一师范学校众多的优秀学生,其中有中共最著名的理论家蔡和森,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早期工运领袖李立三、郭亮,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北伐时牺牲在许昌城下的北伐军将领蒋先云,著名科学家李振翩,史学家李平心,文学家周谷城,还有李维汉、蔡畅、夏曦、贺昌、罗学瓒、张昆弟、易礼容、张国基、周世钊……这些人中有的和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有的同毛泽东并肩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后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如果说谭咏春先生开始对毛泽东的关心与帮助,是出于一个老师对学生本能的爱护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之间相处日深,在对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他为这位英才早发的学生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辛劳,则是内心驱动力使然而化作的自觉行动。

  在私塾学习期间,毛泽东曾得到毛宇居、毛麓钟等严师的指教,广泛阅读历代名家的诗词辞赋,加上他读书颇具天份,博闻强记,古文功底打得十分牢固扎实,往往出口成章。到东山学堂后,学习条件优越,图书藏量丰富,对于渴望追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把天才与勤奋“嫁接”在一起,刻苦攻读了大量新书,尤其是阅读了过去在韶山冲和外婆家难以借到的外国历史和地理书,使文化知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对此,作为级主任的谭咏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更加器重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

  毛泽东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作文常常交头卷,这一点更是深得谭咏春的喜欢。毛泽东的作文在全校数百名学生当中总是出类拔萃的,谭先生常拿它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并让同学们向他学习。

  现在留下来的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的一些作文,像《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由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又能紧扣时代脉搏,做到有感而发,大都写得立意高远,气势非凡。譬如,在《宋襄公论》一文中,他就以准确的论证和生动的文笔,倾吐了自己对政治的独到见解,因而轰动了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的这篇作文,自然又得到了谭咏春先生的嘉奖,照例又批给同学们传观。打这以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名声大振,他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学习时,很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和文章,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

  当时,东山学堂的一些保守的教师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让学生看,对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贬斥。有一次,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的作文,那位姓张的经学教师认为只能给20分——不及格。

  谭咏春阅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思想前进,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仿效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得很!”他破例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

  为了倡导“康梁体”,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学堂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在结合语文教学的同时,谭咏春还向学生介绍康、梁等人的政治主张,培养他们热心天下大事的兴趣,教导大家不仅要注重文化课的学习,还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毛泽东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阅览各种报刊杂志,同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很快地尝到了老师教给的这种读书方法的甜头,明显地感到自己知识面不断拓宽,信息量不断扩大,眼界大为开阔。他得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年仅几岁的宣统(溥仪)做了皇帝;他看到康南海(有为),梁任公(启超)的雄文奇著;他听说了孙逸仙(中山)、黄兴的传奇经历;他还从《世界英雄豪杰传》里知晓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这些名扬四海的英雄豪杰,激励着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奋进。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他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内心涌动着。此后不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别名,表达了他倾心仰慕梁任公的犀利文笔,学习梁任公的维新思想,决心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作为自己崇高职责的心愿。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加之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更快地成长,便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贺岚岗商量了一个办法: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房里,语气恳切地对他说:“润之,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学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不然会贻误你,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听了老师的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出了长沙无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向他说明:“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小学,踏上了赴长沙城的旅程。临行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到湘乡涟水河渡口才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告别东山学堂的师友们。

  建国后,毛泽东托人多方打听谭咏春先生的音讯,可万分遗憾的是,他得到的是老师早已作古的回音!原来,他尊敬的老师谭咏春,数十年来像园丁一样辛勤浇灌培育了满天的桃李,自己却劳累成疾而过早谢世。他们师生再见一面已成梦幻!

  然而,毛泽东仍忘不了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忘不了当年的良师益友。在毛泽东的盛情邀请下,1955年的春夏之交,谭咏春的儿子、他的老同学谭世瑛来到了首都北京。大约是进京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派员把谭世瑛接进中南海。老同学久别重逢,毛泽东万分高兴,不禁吟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忆起40年前的求学生活,就像叙谈昨天发生的事情。恩师谭咏春对自己的关怀爱护之情,毛泽东铭记在心;此刻往事重提,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又一一呈现在他的面前。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谭世瑛:“你爹是哪年去世的?”知道老师在解放前便已病逝的情况后,他接着回忆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年我投考东山小学堂,是他力排众议,建议破格录取我这个超龄的学生……”

  接着,他们又谈起东山学堂同学因地域观念引起的纷争,毛泽东讲了他初到东山时心理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压抑,他坦率地剖白了自己以后说:“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你父亲他老先生同情我,说个性独特能成事。”

  讲起“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那时候,我这个‘土包子’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山沟沟里的娃子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有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真要感谢李元甫先生,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的啊!”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情犹未了,言犹未尽,他在客人即将告别离去时,再一次向老同学称道恩师谭咏春的好处:“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学生、爱护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小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城,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呀!……”


  九、“洋学堂”里的“洋先生”——毛泽东和萧佚名


  毛泽东曾经这样述说过他在东山学堂的一位年轻教师:“在这所新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戴着一条假辫子,他的假辫子很容易分辨出来,大家都嘲笑他,称他为‘假洋鬼子’。”

  这位被人称作“假洋鬼子”的先生,姓甚名谁?毛泽东没有说过。笔者在两度前往湖南采访的过程中,为了再充实一些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曾经冒着绵绵春雨,顶着盛夏骄阳来到湘乡寻访这位“伟人之师”的踪迹。在东台山下那旧时的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今日的东山学校里,我走访了一些教师,查阅了包括东山学校校志在内的许多文史资料,可遗憾的是,除了了解到这位令伟人毛泽东念念不忘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洋先生”姓萧,和获得了一些虽零碎却极珍贵的历史材料外,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没有名字怎么写他的传略?我踌躇了。但要真实反映毛泽东与师长们的关系,要写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这段学习经历,而不写“假洋鬼子”——这位第一个给毛泽东打开窗户看世界的先生,那将留下几多缺憾!思虑至此,我还是抱定主意写下去。好在姓名终不过是人的符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萧先生有姓佚名,我们权且称他为“萧佚名”吧。

  毛泽东认识萧佚名,是在入学不久的事。

  一天,学堂里爆出了一条新闻:校长李元甫聘请了一位洋先生来学校任教。要知道,这里可是旧时候秀才举子讲学读经的领地,可没有新派人物的地盘。请洋先生来讲学,真是花姑娘坐轿——头一回呢!怎能不叫人当成稀奇事呢?

  那天中午,毛泽东吃完饭后正在东斋的藏书阁看书,突然,有位同学在楼下喊:“快来看呀!看洋鬼子呀!看洋鬼子呀!”

  这一声喊,很多同学都听到了。虽然大家听说有位洋先生近日要到学校来报到,但仍非常好奇,不知道洋鬼子是什么模样。于是,在宿舍的,在自修室的,在藏书阁的,都纷纷往外跑,争着看“洋鬼子”。毛泽东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看到大家都走光了,也跟着下了楼。

  走到了便河旁边,只见前面的石拱桥上,果然有一个装束和姿态都很特别的青年人,跨着大步,向礼堂这边走来。他穿的不是长袍,也不是学生装,而是敞开领口的洋服,脖子上还打了一个黑色蝴蝶结;他的头上没有常见的那根又粗又长的独辫子,头发剃得很短,朝两边分着,在太阳的映照下油光可鉴;他走路的姿式也有些与众不同,不是弯腰驼背,也没有迈八字步,而是胸脯挺得高高的,腰杆竖得直直的,膝盖骨也不打弯,就像当兵的出操一样。可是,他也是黄皮肤、黑头发,脸相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只是那双黑眼睛,透出几分读书人所特有的灵气、秀气、矜持气。

  同学们都拥到便河边上来了,对着这个“洋鬼子”指手画脚,大声议论,弄得他十分狼狈。他没有理会众人的不礼貌行为,旁若无人地径直朝礼堂走去。

  怪就怪在他头上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怎像一个中国人呀?“发肤父母之所授”,哪一个大清臣民能够不要辫子呀?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传到如今的宣统二年,两百六十多年了,大清帝国的皇上早有诏谕:每个人都要结辫子,男子长到十多岁,就要把前面的一半头发剃掉,把后面的一半蓄起来,结成一条拖到屁股后面的辫子。谁不这样做,谁就违犯了王法,就有砍头的危险。

  如今,这位教英文和唱歌的萧先生,居然没有辫子,而且一身洋服,这当然是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开始是学生们围着观看;慢慢地学堂附近的种田人,也站在围墙外面观看——看他的短发分头,看他的奇装异服。只要这位萧先生一出学堂门,他到哪里,哪里就跟着一路的围观者。

  看热闹的人这样多,弄得萧先生十分苦恼。后来,他听了李元甫先生的话,把西装脱掉,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并且在估衣店里买了一条辫子,接在自己的后脑勺上。谁料到这样一来,人们笑得更厉害了。因为,那条辫子和他的头发是两种颜色,一看便知道是假的。于是,学生们很少有人叫他“萧先生”,大家都在背地里喊他“假洋鬼子”。

  开始,毛泽东和许多同学一样,也觉得萧佚名这条假辫子很可笑,他甚至还有些瞧不起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先生,没有辫子也就罢了,干嘛要接一条假的呢,像狗尾巴似的。这个萧先生,胆子也太小了。

  可是,慢慢地,他的印象改变了——“假洋鬼子”原来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

  大部分的学生,都因为假洋鬼子的辫子而不喜欢他,但我却爱听他讲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语。他教的歌有一首日本歌,歌名叫《黄海之战》,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些动人的歌词……

  毛泽东回忆的是萧佚名教音乐课的情景。这是他第一次上音乐课——过去的私塾是不唱歌的,再说那些“非礼莫为”的孔门弟子也不会唱歌,只有像现在这样的洋学堂,才开设音乐课,只有像萧佚名这样的洋先生才会教音乐。

  “当时,从这首歌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歌中,我了解和感觉到日本的美丽,感觉到它的骄傲和强大。”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生平第一次音乐课时的感受,这样说。

  同学们从这首优美动听的《黄海之战》,联想到日本,日本的土地和海洋也一定是很美丽吧?

  “东洋”的世界上一定有很多新鲜事?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跑到日本留学?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请萧先生解答。

  萧佚名笑了笑,一边摘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手绢擦拭,一边慢慢地讲了起来。

  他说,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群岛国家。它不是很远——隔海与中国相望;它也不大——土地和人口还不到两个湖南省那么多。但这里的确很美,到处是茂密的树林和清澈的河流,每年樱花开放时节,它又变成花的海洋……接着,他又从太平洋西岸富士山活火山,讲到本州东南部横滨的大海港;从北海道的渔场,又讲到函馆、下关的渔港,再讲到他留学的地方——日本首都东京。他说,东京的人口十分稠密,这里建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住宅向空中发展;有钱人已不像中国的富人那样出门坐轿,而是坐轿车;东京有很多大学,教育事业很发达,政府制定了各种优待政策扶持教育的发展,这是日本富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青年飘洋过海去留学的内在动因……

  数十年以后,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过这样一句带总结性的话:“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了解到的一切……”

  萧佚名讲了许多,同学们听得入神,谁也没注意到一堂课已经过去了!

  萧佚名最后说道:“我们在东京的留学生,大都是热血青年,都为我轩辕黄帝子孙后代的命运担忧,都想找一条振国兴邦的出路。在日本,我们自己编了一支歌……”

  “一支什么歌?”毛泽东连忙问道:“萧先生,可以让我们听听吗?”

  “可以的。”萧佚名和蔼地笑了笑,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深沉厚重的男中音,唱起了这支饱含激情的歌:进兮,进兮,进进进!

  谁谓我华人大梦犹未醒!

  ……

  歌声缭绕,又随风飘散;同学们脑海里对萧佚名先生的不良印象,也一同飘散了。他们吃惊地发现:萧先生是一位富有民族自强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出卖祖宗,吃里扒外的“假洋鬼子”!

  自从第一次音乐课之后,毛泽东和不少同学都与萧佚名先生亲近起来。课余时间,他们都喜欢来到萧先生的住处,向他问这问那,而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以外的世界,还是日本。

  有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和萧佚名一起,走出学堂的围墙,坐在池塘边的草地里看小白鱼戏水。稍后,谭世瑛、萧三等几位同学也都来了。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和萧先生接近,爱听他讲国家大事和在日本的所见所闻。

  这一次,萧佚名没等毛泽东他们发问便讲开了,而所谈的内容又比上次在讲堂里的深刻得多。他讲起了日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越讲越激动,瘦削的双颊胀得通红:“日本地狭人稠,并不很富饶。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现在,仅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变得强盛起来,不仅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个泱泱大国,还把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也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弄得全军覆没,逼得我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同学们,你们知道中日甲午海战吗?”

  毛泽东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老师。”这场战争发生在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在那个政治极为封闭的年代,他自然是不知道的。

  “好吧,我来给你们讲讲!”萧佚名习惯地扶了一下眼镜,以深沉的口吻说开了:“……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

  “萧先生,一个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这样强大,居然能打败俄国、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而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竟然甘心受它的欺侮呢?”毛泽东听完萧佚名的讲述,深思片刻后提出了心存已久的疑问。

  听了毛泽东的发问,萧佚名没有立即正面回答,他启发式地反问道:“同学们,你们自己想想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认真地思索着。在学习上,他始终牢记古文中“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教条,逐渐养成多问多思的习惯。对于某一个问题在未想明白之前,他不愿轻率地发表看法。

  谭世瑛见毛泽东没有答话,拘谨地插问了一句:“先生,日本的富强,是不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萧佚名回答说,“日本明治天皇执政以来,非常认真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从事经济建设,努力振兴实业,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他们造枪炮,修海船,提高了这个岛上小国家的军事实力。正是仗着坚船利炮,它才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眼下,不要说中、俄奈何它不得,就是一些西洋国家也被它赶上和超过了。可是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做梦,一边在挨打,割地赔款,另一边还要以‘文明古国’、‘礼乐之邦’自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甚至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予以一概排斥。那个前年驾崩的‘老佛爷’,把火车都看成妖怪,要推到大海里去,岂不可笑之极!古语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看看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不遭外侮那才怪哩!如今国难当头,可大清朝的皇亲国戚,贪生怕死;王公大臣,腐败成性,文臣既爱钱,武将又怕死;八旗军、绿营军长期懒于操练,军队素质极差,纪律松懈,斗志消沉,兵卒使用的是大刀、长矛、弓箭之类的陈旧武器;加上连年的耗银赔款,国库搜刮一空,民力损耗殆尽,哪有力量和外敌抗衡呢?唉!如此下去,不出好多年,我堂堂华夏之邦,必定是砧板上的肉块,只能任人宰割了……”

  讲到这里,萧佚名已声泪俱下,欷有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毛泽东等人心情也很沉重,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有池塘里的小鱼儿,轻盈地蹦出水面,弄出一丝丝声响,溅起一朵朵水花……

  过了一阵,萧佚名抬起头来,扫了一眼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学生:“同学们,古人说得好:‘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君子之为学也,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离为国效力的年岁已为期不远,切不能只为一身一家的荣辱而读书,而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去读书啊!”

  毛泽东等深深地点了点头。“同学们,为了爱我东山,兴我家邦,强我中华,激发大家奋发读书之志,李元甫堂长让我编了一首《东山学校校歌》,你们要不要先听听呢?”萧佚名用询问的目光扫视着毛泽东他们。

  “愿意听,愿意听!”“老师,您快唱吧!”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嚷嚷道。

  “好的!”萧佚名清了清嗓子,唱开了:

  高——高——高,东山起凤毛。

  地灵人杰良学校,斯士尽誉髦。

  春风兼化雨,师师济济荷甄陶。

  愿吾同学,打点精神做个大英豪。

  激越的旋律在池塘上空飞扬,歌声在毛泽东心中产生强烈共鸣,一股豪气顿时从他的心中升腾起来。他带头鼓起掌来,为老师喝彩叫好。

  “同学们,校歌真的很好吗?如果你们喜欢,明天上音乐课我就教给大家唱。”萧佚名有几分兴奋地说。

  “好!好!”毛泽东和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响应。

  夜幕开始降临,东台山已有些模糊了。萧佚名见到了该上自修课的时间,便打住了话头,领着大家回学堂去了。

  毛泽东走在通往东斋藏书阁的白石甬道上,思想却一时还没有从刚才同萧先生交谈的话题中跳出来。一路上,萧佚名的话不时回响在他耳畔:“君子之为学也,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而读书”。想到这些,他感到胸中豪情激荡,一股为救国救民而发愤学习的内心驱动力骤然产生。

  如果说,毛泽东开始听萧佚名先生“讲日本的故事”是出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及至他了解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盛及其久存灭亡中国的野心后,这种好奇心则湮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为祖国的贫弱落后而深深忧虑,为国家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

  “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强大起来,而不至于受列强欺侮呢?”他开始思考着这样一些大问题。

  正在这时,他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表兄王季范又从省城寄来了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读了这些书籍,毛泽东很是激动,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十分崇拜,十分赞成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他还不是反对君主制度,他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那样高,只是觉得宣统皇帝年纪太小了,5岁的小孩,知道什么事呢,还能治理国家?非得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能人帮他才行呢。他想:这大概就是“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吧。再联想到萧先生讲过的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觉得比以前知道得更实在了。于是,他将这些想法写进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一篇作文里,而大受国文老师谭咏春的褒奖,被破例给了105分,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

  十七八岁,正是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很快的人生阶段;又是获得一知半解便急于与人交流,幼稚和尚不成熟的人生阶段。毛泽东当年也不例外。通过听谭咏春先生在课堂上讲康梁文体和自己在课余时间读康梁文章,他仿佛透过沉沉黑夜,看到了新思想的光亮,虽然这光亮是那样阑珊。他为此感到激动、欣喜,内心有一种要与人交谈的冲动。于是,他想起了萧佚名——他要把自己这些时来的学习心得告诉萧先生,萧先生知道自己的长进也一定会高兴的。当然,还有许多自己一时还弄不明白的问题也要向萧先生说一说,并请他指点。

  一个星期天,他来到萧佚名的住处,在向老师讲了《救国图存论》中的那些想法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萧先生,你说康梁的维新变法像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呢?”

  萧佚名听了这个带着学生思辩痕迹的问题,认真思考片刻后说:“润之,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中国康梁的变法维新,确实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革新政治和富国强兵。可是,你可知道,它们之间又有根本的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听了萧先生的反问,毛泽东有些不解。说真的,中国的戊戌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还来不及去想,恐怕想也想不明白。听老师这么一问,他还真想知道呢!于是,毛泽东央求萧佚名把这些事讲给他听一听。

  萧佚名也不推辞,他略微理了理思路后,侃侃而谈:“要讲‘戊戌维新’,还是要讲讲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国内局势。在那场给中国人脸上抹上耻辱印记的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坐在盛气凌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面前,低声下气地说道:‘既知我国为难情绪,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方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消息传回国内后,国人再也按捺不住了,广东、湖南两省举子联名上书都察院,继而各省举人亦纷纷上书。正在京城应试的康有为,率18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枭雄,也都奋起为变法维新到处呐喊奔波。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萧佚名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1898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迫于内外压力,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先后颁布几十道新的诏令。可不曾料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朝廷杀了头,维新运动只进行了103天便宣告失败了!所以,有人又称这次维新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

  “哦?原来是这样……”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他先前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康梁身上,想不到他们已是自身难保,亡命海外。

  “中国的维新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萧佚名提出问题后,稍微顿了顿,又自己把答案告诉给学生:从上述情况中就不难看出,它不过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开始便遭到了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和那些王公贵族的反对,他们勾结一些握有兵权的‘新军’将领如袁世凯等,发动了宫廷政变,连皇上都自身难保,变法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它的结果,没有给国家带来一分的强大,没有给百姓带来一毫的富裕。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风靡全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大地饱受战乱之苦。

  “再看看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是怎样的呢?它是明治天皇亲自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而且使日本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天皇只保持荣誉上的尊位,朝政则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负责。也就是说,日本国再也不是‘家天下’了。润之,你想想看,一样的维新变法,却是两样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民族的不幸啊!”讲到这里,情绪容易激动的萧佚名停住了。

  听了萧佚名的话,毛泽东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急切地问:“萧先生,您说说看,我们中国还有出路吗?”

  “出路还是有的。”接着,萧佚名把革命党人1905年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他说:“同盟会,是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孙中山、黄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也是我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

  “萧先生,孙中山和黄兴也在国外留过学吗?”毛泽东好奇地问。

  “是的。”萧佚名告诉毛泽东:“在国外留学的不光有孙中山、黄兴,光在日本的就有陈天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一大批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反满灭清的领路人!”

  “这朝廷是能够反得的吗,先生?”毛泽东过去在古书上所看到的,都是说皇帝是真龙天子,乃上天下派凡间统治臣民的,天子龙威是不可冒犯的。这些,他虽然不全相信,可真要与朝廷作对,他还是有些发怵。所以他不无担心地问萧佚名。

  “有什么反不得的!满清不灭,国运不振。你看,我头上象征汉人向满人臣服的长辫子,不是剪掉了吗?如今,在留学生中是没有多少人蓄辫子的。”说着萧佚名抖了抖自己头上那根归国后接上去的假辫子,解嘲地笑了笑。

  “可是,我还是觉得:孙中山这些读书人是很难斗得过朝廷的。”以毛泽东有限的年龄和生活阅历,他怎么也不相信,孙中山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怎能与有二三百年基业的大清王朝相抗衡呢?

  “俗话说得好,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一座山。目前,反清排满已成大势,只要天下人起来抱成团,满清王朝崩溃覆亡的命运便为期不远了!”萧佚名以恳切的语气和十足的信心,对学生如是说。

  见时候不早,毛泽东起身告辞。萧佚名在送他回学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事,在留学生中间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由于朝廷的封锁,加上乡村的闭塞,才不被多数国人知晓罢了。有的事,我眼下也不便跟你详细地讲。不过,我可以断言,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这一切,并能看到它的结果了!”说到这里,萧佚名充满期望地鼓励学生:“润之,以我的观察,你是个勤学而好思的学生,应该有个大的志向才好。将来有机会,走出这湘乡县城,走出湖南省,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吧!……”

  告别萧佚名回到寝室以后,毛泽东禁不住思潮翻滚,良久难以平静。自上一次上音乐课听了萧先生介绍日本的见闻后,就有许多问题在他心头萦绕:这个被中国人称为“倭奴”的日本国难道有什么魔法,把一个荒凉的岛屿建设得这样富强?而我们大清帝国的属地多陆上富饶之所,为何却是这样贫穷落后?中日两国多年征战、纷争不休,却又有那么多像萧先生一样的优秀中国青年漂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像一个个猜不透的谜,令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

  通过今天和萧佚名先生的长谈以后,毛泽东终于明白: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勇敢地站在时代浪潮的峰顶,就必将被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日本国正是顺应了时势,借助“维新”这把巨桨,才使国家这艘航船驶过了急流险滩,一往无前;而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封建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毛泽东想:如果不接触萧佚名这位“洋先生”,上述这些事情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庆幸自己总是遇上这么好的老师。他推测,萧先生对革命党的情况知道得这样多,一定也是个革命党人。最低也是个维新派。说实话,毛泽东最佩服的就是这些新派人物。他认识的第一个维新派,是韶山冲的李漱清先生,第二个便是萧佚名。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很好的主张。特别是这位被人称为“假洋鬼子”的萧佚名先生,他是这样年轻,却又如此才华横溢,跟他接触,可以知道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情,能够懂得从未弄懂的深奥道理。这些人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呢?毛泽东终于想明白了:他们读了许多的书,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经历过许多的大世面。由此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生活的圈子是多么狭小,韶山乃至湘乡县城又是多么的落后和封闭!

  这个出身于乡村农家的青年,从萧佚名打开的那扇“窗户”里,看到了山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他向往着那个世界……

  这时,恰好正是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李元甫堂长打算在下学期推荐毛泽东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萧佚名。萧佚名先生听后,高兴地说:“好啊,润之!巴尔扎克说过:离开了人才荟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跃的空气,不接触日新月异的潮流,我们的知识会陈腐,趣味会像死水一般变质。到外面去看看吧,这对于你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911年春日的一天,毛泽东终于在那种难以抑制的向往的驱使下,告别了幽静迷人的“洋学堂”,告别了萧佚名这位“洋先生”,挤进了一艘湘江小客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路程。


十、政治ABC的入门向导——毛泽东和贺岚岗


  一艘小客轮,沿湘江北上长沙。在它的三等舱里,有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年人偕一英俊少年,正扶栏站立在船舷上,眺望着江面上那水天一色、鸟舞舸飞的苍茫景象。飕飕江风吹拂着他们的长衫下摆,一股袭人的寒气直透肌肤,可他们浑然不觉。

  这个少年便是毛泽东,中年男子是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

  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筹资兴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湘乡旅省人员的子弟在长沙读书方便而设,其教职员工大都是从湘乡籍人氏中聘请,校董事会就设在长沙湘乡会馆内。到长沙后,贺岚岗先生要到会馆联系应聘事宜,于是就和毛泽东一起来到位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

  贺岚岗办完应办的手续之后,又把毛泽东推荐给会馆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认真听取了贺先生关于毛泽东品学情况的介绍,又看了毛泽东转呈的李元甫堂长的引荐信,当场同意录取他进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当晚,他们师生二人被安排在湘乡会馆客室住宿。这一夜,毛泽东失眠了!贺先生关于省城——这精英荟萃之地的介绍,令他心醉神迷;初到长沙——这繁华大世界的观感,更教他激动不已。他的思绪,就像那滚滚向前、奔流不息的湘江之水,波涛起伏,巨浪排空!从明天开始,他就要成为长沙这座大城市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就要在这里起步了!

  贺岚岗先生看着翻来覆去、夜不成寐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学生说:“润之,快睡吧,明天早些去报名入学,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日后,毛泽东在同国际友人斯诺谈及自己青少年时期从湘乡东山学堂到省城求学的往事时说,在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师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讲的这位“高小教师”,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史地教师贺岚岗。

  作为毛泽东的史地老师,贺岚岗十分关注毛泽东的学业,时常在课余找毛泽东交谈,帮助毛泽东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贺岚岗等老师的关心下,毛泽东的学习进步很快,经常获得全班第一名,尤其是历史和地理成绩更佳。

  在一次交谈中,贺岚岗了解到毛泽东在东茅塘读私塾时,塾师毛麓钟为他点读了《了凡纲鉴》,毛泽东很喜欢这本历史书籍。一次,由国文老师谭咏春命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作文课,毛泽东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又是一篇好文章。贺岚岗阅后赞赏不已,特地把自己的一套丝绸布面装订的《了凡纲鉴》送给毛泽东。这对爱书又无钱买书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一件难得的礼物。

  通过密切的交往,贺岚岗感到,论毛泽东的实际水平,已不适宜在东山学校继续读书,尽管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式学堂,但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仍很浓,不利于毛泽东的发展。这时,恰好湘乡驻省中学堂寄来了信和聘书,邀请贺岚岗前往任教。当谭咏春老师和李元甫堂长与他共商毛泽东的深造问题时,贺岚岗当即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带毛泽东到湘乡驻省中学堂这所他神往已久的学校就读来了。

  假如说,《了凡纲鉴》是贺岚岗送给毛泽东的丰厚精神食粮的话,那么这次带他到省城读书,则更是这位老师馈赠给学生的更为珍贵的礼物。

  学校,历来是传播新思想的领地。湘乡驻省中学自然也不例外。随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校的反清宣传也转向明朗化,由秘密转向公开。为了进一步适应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湘乡驻省中学专门增设了时事政治课,安排虽到学校受聘时间不长、但在湘乡教育界久负盛名的贺岚岗先生,担任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介绍和传递全国反清斗争的情况与信息,大张旗鼓地灌输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

  湘乡驻省中学安排贺岚岗担任时事政治课教师,绝不是偶然的举措。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岗任过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教师,以一专多能、知识面广而受到同事称道和学生尊敬。不仅如此,他平时对国家大事特别关心,在阅读书报的时候,常常将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摘抄成册,然后熟记于心,在教学或平时与人交谈之中,往往信口道来,竟持之有据,准确无误。这样一来,在湘乡学界,他又有“时事通”之誉。贺岚岗的这些过人之处,大概就是湘乡驻省中学聘任他的缘故。

  贺岚岗担任学校时事政治课教师的重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用“教绩斐然”来描述毫不过分。他翻阅了大量的报刊和书籍,进行认真而充分的备课,然后详尽地向学生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大量史实,和人民群众反抗清廷斗争的情况,特别是重点宣讲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从而使青年学生们看清了原本在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朝廷的所作所为,初步弄懂了许多过去在头脑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道理。尤其是毛泽东,这期间,在贺岚岗的精心指导下,他一边尽可能多地学一些文化知识,一边留心观察社会政治动态,从老师讲授的时事政治课和大量的反清救国宣传品中,去领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思想,汲取大量的政治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他日后政治上的“腾飞”奠定初步基础。

  通过贺岚岗先生,毛泽东知道了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军国大事”。在贺老师这里,他还头一回看到了由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和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他发现《民力报》通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即被它所吸引,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00多名爱国志士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们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觉民、方声洞等72名革命党人和反清义士英勇殉难。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时,心情异常激动,烈士们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恨不得立即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充当革命的马前卒。

  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篇文章,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这就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表达我的政治观点,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去掉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对他们与革命党的区别也不甚了了。”诚然,从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主张看,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同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只是模糊地认为,凡是讲维新、干革命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黑暗腐朽的清王朝,这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还是混沌不清的。但是,他把孙中山列为理想中新政府的头号人物,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的地位已超过了康、梁的地位。这个事实表明,17岁的毛泽东,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深受康、梁思想影响,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而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动力,固然有他立志报效祖国,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宏大抱负,但亦不能排除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的正确引导。

  1911年春夏之交,全国反清情绪不断高涨,革命形势急剧向前发展。

  4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其实质是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建筑权从民族资本家手中收回,出让给外国人。这一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川、湘、鄂等省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斗争。5月,湖南省各界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接着全省各地相继发生了罢市、罢工、罢课的抗议行动。湖南学界尤为激愤,他们“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遭到干涉后,“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于岳麓山头。”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这些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当时还不尽知道。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宣传发动,学校让贺岚岗先生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及时向同学们通报了这些反清斗争的情况,还专门举行了几次演讲会,请贺先生向全校师生员工介绍国内政治形势。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反清排满的情绪在该校愈演愈烈,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激动,他们似乎要在一夜之间从清廷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毛泽东几年后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第四号中,对当时的情况追记道:“我们学校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朝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提议大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并建议大家马上把辫子剪掉,有十几个同学纷纷表示响应。

  原来,清朝入关的时候,曾要求所有的臣民都按满人的习惯——男人蓄长辫子——来表示对满清的归顺和臣服。因此,现在剪掉辫子,就成了反对清朝、拥护革命的标志。

  围绕剪辫子的事,毛泽东和他的一位朋友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这一问题他们都讲出一套相悖的理论。他那位在法政学堂读书的朋友,从《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经典,来说明辫子不能剪掉。毛泽东的观点则完全建立在排满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认为大汉民族的男子自古就没有留辫子的习俗,它完全是满清统治者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奇耻大辱,要打倒清廷,就必须剪掉辫子。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动员了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

  毛泽东的“剪辫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政治上的反叛,在湘乡驻省中学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来了相当大的震动,公开站出来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很少,更多的人是见毛泽东剪掉辫子、留着小平头的模样,在旁边窃窃讥讽,纷纷议论。贺岚岗先生是为数很少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旗帜鲜明地赞扬毛泽东等同学的剪辫行动,“剪断了满清套在汉人颈上之绳索,是悠悠二百余年莘莘学子惊世赅俗之壮举!”他还毫不顾及个人的身家安全,极其勇敢地站到了学生毛泽东剪辫子的行列中来,剪掉了自己头上那根蓄了四十余年、又黑又粗的长辫子,用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学生毛泽东的反清革命行动。

  革命浪潮在不断地涌动着,冲击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灵。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其他省份的新军和会党也纷纷响应,湖南便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由贺岚岗先生邀请到学校讲形势教育课。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革命党人面对数百名师生慷慨陈词,历数200多年满清统治和2000多年封建皇权统治的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拥护革命。

  听了这次演讲后,毛泽东异常兴奋。他认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

  但是,决策这样大的事情,应该找人商量后才能定夺。父母远在韶山,去信请示准耽搁很多时日;再说即使是去了信,父亲知道他不好好念书而要去当兵,也是不会应允的。思考再三,毛泽东觉得还是去找贺岚岗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贺岚岗先生的住处,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了这位平素最信赖的老师。贺岚岗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以后,当即表示支持学生当兵打仗投身辛亥革命的行动。他还向毛泽东讲了东汉时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鼓励学生效法前贤,弃学从军,为国立功。

  最后,贺岚岗情绪激昂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学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拿起了刀枪,驰骋疆场,就是血溅荒丘、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正是靠这种大无畏精神,他们为国家建立了千秋功业,也使自己青史垂名,成为万代传颂的英雄豪杰。润之,你还很年轻,学古人、效前贤,到军营里去,跃马横枪,创一番大业吧!”

  听了贺岚岗先生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毛泽东胸中豪情万丈,激动异常。向往火热斗争生活的他,感到先生的话是那样入情入理,催人奋进。他感激地对贺岚岗说道:“谢谢您,先生!谢谢……”

  在贺岚岗的支持和鼓励下,毛泽东终于下定了投身沙场、反清御侮的决心。随即,他开始了参军的准备工作——向学校正式提交了退学从军的申请报告;找富有的同学借了一些去武汉所需的费用;邀约了同窗好友郭梓材、毛煦生等人结伴同行;因当时的天气很潮湿,还特地到驻扎在长沙城的新军营地,找一个在这里当兵的朋友借了一双雨鞋……一切准备停当后,毛泽东便于当月底告别了贺岚岗老师,来到程潜领导的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亲自走上了革命的战场,为自己的七彩人生添上了一笔重彩。

  毛泽东所在的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和他一样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也有来自城乡的忠厚朴素的贫民和小手工业者,还有来自煤矿的坚毅勇敢的工人。毛泽东和周围的士兵及官长都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拉家常,谈生活,给他们写家信,讲故事。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为“我们的秀才兵”。

  当时,毛泽东年仅十七八岁,但身材已相当高大。入伍后,整日和成人一起操练、出勤,对此他毫无怨言,十分认真地完成操课任务。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掌握了军事训练的全部课目,了解了许多武器弹药的基本性能,懂得了军队中诸如行军、打仗、宿营以及防守、进退等方面的初步道理。

  在紧张、艰苦的军事训练之余,毛泽东谨记他的老师贺岚岗临行前后的叮嘱,毫不放松学习,特别是时事政治的学习。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我的薪饷是每月七元——不管怎样,比我现在红军里的收人多——其中每月伙食费花去两元,还要花钱买水。……余下来的钱就买报纸,我贪婪地读报。”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与清朝的走卒袁世凯决战时,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宣统皇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到海外“考察”,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并没有使身边的一切发生多大的变化,毛泽东想,再留在军队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样,他带着迷惘的心情,退出了生活和战斗了半年的兵营。

  这次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仅为毛泽东提供了一次参加“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的机会,给他传奇的生活履历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同时,它是毛泽东接触军事的开始,自此他粗知了一些军事常识,是他日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最初尝试。此外,他在军队接触了大量下层官兵,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了他们的思想脉络,同他们建立了较深的战斗友情,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和敬重,为他日后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型的革命队伍,以及统率和指挥千军万马积累了初步的却极为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次重大的人生道路的抉择当中,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功不可没。是他,打破当时文人中普遍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偏见,坚决支持学生弃学从军的大胆举动,从而使毛泽东走出学校的小课堂,跻身于社会的大舞台,去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以及实现他个人人生价值的艰难求索之路。

  

十一、“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毛泽东和符定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很接近,受到这位当代巨人的一惯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先生。

  符定一,号悔庵,字宇澄,是今湘潭市晓南乡新铺村下新屋人,1877年生,比毛泽东年长16岁。符定一幼年时,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皆因他身体瘦弱多病半途而废。无奈,父亲只好又送他到叔父开办的私塾里去读书。符定一的叔父,是一位颇具旧学的秀才,遂授以《十三经》、《文选》,没料想符定一天资聪慧,均能过目成诵。这样,叔父就劝他父亲打消了让他再事农耕和学做手艺的念头,出资送他读书。数年后,他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1908年回湖南执教,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校长、衡阳中学校长等职。

  符定一既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湖南办学时,颇有独到之处。如他在办省一中时,充分考虑到培养出国留学的人才,故而学校里的外文课设三个语种:英文、德文、法文。但当时为社会条件所限,英文班毕业、升学没什么麻烦,学德文和法文的,据说后来升学很成问题。符先生还是一位颇有口才的演说家,他给学生作报告,可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两个钟头,这一点颇令学生佩服。

  毛泽东同符定一的交往,是从他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开始的。

  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新军退伍后,下决心继续求学。但不知道到底进什么学校于国家和民族更有益,于自己最合适。因此,在选择学校问题上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学校,他在校门前徘徊许久之后,最后还是慕名前往省一中应考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省一中学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入校读书,但当毛泽东报名入学后,他们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却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的好成绩。于是,便由符定一校长作主,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

  次日,符定一让一位国文教师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他们二人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这样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文彩斐然、妙笔惊人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他欣喜若狂地对语文教师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说完,他朱笔一挥,将毛泽东这个退伍的列兵正式录取了。

  在省第一中学,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他在1000余名应考学生中名列榜首,而得到学校的格外看重,更主要的还在于,入学后他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而备受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柳潜,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前清秀才。他对毛泽东的文章十分赏识,常常在校长符定一面前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符定一校长也认为毛泽东是位可塑之材,他希望柳先生着力培养毛泽东。

  恰好,当时学校正准备举行一次全校学生作文竞赛,符定一让柳潜先生通知毛泽东,要他务必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使毛泽东能赛出好成绩,符定一要求柳潜督导毛泽东进行强化训练。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毛泽东就在柳先生指导下,全力进行论说文的写作练习。在参赛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柳先生则认真批改,及时提出意见,从而使他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作文竞赛如期举行,毛泽东果不负符定一和柳潜先生所望,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论和新颖别致的立意,赢得了评委们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作文比赛夺魁,符定一校长满心欢喜,他更加喜爱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决心认真栽培。

  当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听说毛泽东喜欢课外书籍,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还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授古文、历史等课程,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这种特别的教育方式,引发了一个让符定一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毛泽东对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地呆在学校里读书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由自在地精读一本书,比在学校上课更有益处。由此,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即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

  像上次在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一样,毛泽东虽然有退出省一中的打算,但并未贸然行事,而是准备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符定一等几位亲近的先生,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行决定。这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重大事情自己拿主意,但不急躁冒进,放在一边冷一冷,待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再作出最后决断。

  1912年夏日的一天,也就是在学校快要放暑假的前些时,毛泽东找到符定一,向他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听说自己平素最喜欢的学生提出退学请求,颇感惊讶。他不解地询问毛泽东:“润之,在这里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了呢?是不是先生们对你照顾不周呀?”听符定一这么一说,毛泽东倒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只好把自己觉得学校课程太浅,内容略嫌陈旧,常感课堂“吃不饱”,以及难以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不愿受烦琐的校规束缚等情况,坦率地向符定一校长谈了。

  符定一自然不愿放这位高材生走。毛泽东才华出众,心性很高,小小一所中学留不住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符定一不想过早地让他离开省一中,他想亲手栽培他,让他受到较好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然后送他上第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之材,也算是尽了一份人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符定一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情形是有些特殊,我们可以特别看待,你大可不必退学。从今往后,只要对你的学习有益,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至于学校内容则可以革新,教学方式也是会不断改进的嘛!你中学尚未毕业,便要中途退学,锦绣前程岂不要白白断送掉!润之,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呀……”

  符定一言辞恳切、真心诚意地极力挽留,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诚挚地说:“校长,谢谢你的美意!我不会放弃学习,离开省一中,书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学习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向符定一介绍了在家乡韶山自己半耕半读的情况,以及在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和半年兵旅生活期间的自学情况,认为自修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最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

  听完毛泽东的话,符定一明白学生选择的是一条适合他成长的独特道路,并且去意已决,就不便再勉强挽留了。他双手抚着毛泽东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道:“润之,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这样做总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中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以后望你能常来常往……”“好的,先生!”毛泽东深深地向符定一鞠了一躬。

  他,终于谢绝了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一条攀登知识之巅的崎岖道路。

  1913年,毛泽东结束了半年的自由读书生活后,接受符定一先生的建议,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重新开始了正规的学校生活。

  1915年春,符定一到北京执教、任职,举家北迁。毛泽东暂时和他分别了。

  1918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继续求学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蔡和森等人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于是,符定一和毛泽东这两位感情诚笃的忘年之交又相聚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并进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学习。他除了同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时局。交谈中,毛泽东表现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将军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民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平。毛泽东托其后返北平的女儿符德芳,捎去一些礼物给先生,并附亲笔书信一封。信中说:宇澄先生夫子道席:既

  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一片关怀和崇敬之情。

  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北平各大学教授计80余人联名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释。这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符定一化装离开北平,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这期间,符定一向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胜利达成。毛泽东接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后,高兴不已。他顾不上连日运筹帷幄的疲劳,驱车前往符定一先生的住地李家庄,向昔日的老师报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

  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开了十几里路,来到了李家庄。当时,在李家庄一带,住着很多从各地来的民主人士,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去见别人,汽车直接开到了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一进院,就看见了符定一先生的女儿符德芳,她一见毛泽东来了,就大声喊她的父亲,说毛主席来了。符定一先生走出屋门,毛泽东亲热地同他握手。然后,两人手拉手进屋。落座后,毛泽东问候老师:“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听符定一先生说“身体还好”后,他高兴地笑了。“符先生,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没能来看你,请你多加原谅。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毛泽东说着,往符定一先生跟前移动了一下身子,“刚才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他不抵抗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

  当符定一先生知道毛泽东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今天特地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还这样挂记老夫,老夫真是愧不敢当呀!……”

  “符先生,你太夸奖了,太过谦了!”毛泽东摆了摆头。

  临分手时,毛泽东又对符定一先生说:“这里的条件差,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事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了一件沙发,派专人给老师送去了。

  目送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符定一想到自己的学生数十年追求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成现实,心里涌动着一阵阵高兴与欣慰之情。

  全国解放后,符定一同毛泽东仍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

  毛泽东常常利用闲暇时间,专程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作客、吃饭,有时还和先生切磋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一次,毛泽东对符定一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哩!”

  符定一和毛泽东之间,还保持着较频繁的书信往来。1953年7月初,符定一给毛泽东一信,就一部学术著作的再版之事请示于他,并请他题词。7月7日,毛泽东在收到信后,即给先生符定一回书。信曰:

  宇澄先生: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提到的“尊著《联绵字典》”,指的是文字学家符定一30余年苦心孤诣的劳动结晶。据《辞海》载:“《联绵字典》,辞书。三十六卷,近人符定一撰。此书多收双声、迭韵和失音的字,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意,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一一列书证明。但收词并非都是联绵词,论字体完全墨守《说文》,是其缺点。”符定一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他对文字这门冷僻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30年如一日,备尝艰辛,终于1940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其稿本多达87册,计400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高,真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符定一超群的德行、才学和名望,在解放初期中央文史馆建立时,毛泽东邀请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说:“还要才、德、望呢。”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从此,符定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十一、“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毛泽东和符定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很接近,受到这位当代巨人的一惯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先生。

  符定一,号悔庵,字宇澄,是今湘潭市晓南乡新铺村下新屋人,1877年生,比毛泽东年长16岁。符定一幼年时,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皆因他身体瘦弱多病半途而废。无奈,父亲只好又送他到叔父开办的私塾里去读书。符定一的叔父,是一位颇具旧学的秀才,遂授以《十三经》、《文选》,没料想符定一天资聪慧,均能过目成诵。这样,叔父就劝他父亲打消了让他再事农耕和学做手艺的念头,出资送他读书。数年后,他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1908年回湖南执教,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校长、衡阳中学校长等职。

  符定一既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湖南办学时,颇有独到之处。如他在办省一中时,充分考虑到培养出国留学的人才,故而学校里的外文课设三个语种:英文、德文、法文。但当时为社会条件所限,英文班毕业、升学没什么麻烦,学德文和法文的,据说后来升学很成问题。符先生还是一位颇有口才的演说家,他给学生作报告,可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两个钟头,这一点颇令学生佩服。

  毛泽东同符定一的交往,是从他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开始的。

  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新军退伍后,下决心继续求学。但不知道到底进什么学校于国家和民族更有益,于自己最合适。因此,在选择学校问题上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学校,他在校门前徘徊许久之后,最后还是慕名前往省一中应考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省一中学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入校读书,但当毛泽东报名入学后,他们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却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的好成绩。于是,便由符定一校长作主,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

  次日,符定一让一位国文教师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他们二人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这样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文彩斐然、妙笔惊人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他欣喜若狂地对语文教师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说完,他朱笔一挥,将毛泽东这个退伍的列兵正式录取了。

  在省第一中学,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他在1000余名应考学生中名列榜首,而得到学校的格外看重,更主要的还在于,入学后他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而备受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柳潜,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前清秀才。他对毛泽东的文章十分赏识,常常在校长符定一面前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符定一校长也认为毛泽东是位可塑之材,他希望柳先生着力培养毛泽东。

  恰好,当时学校正准备举行一次全校学生作文竞赛,符定一让柳潜先生通知毛泽东,要他务必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使毛泽东能赛出好成绩,符定一要求柳潜督导毛泽东进行强化训练。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毛泽东就在柳先生指导下,全力进行论说文的写作练习。在参赛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柳先生则认真批改,及时提出意见,从而使他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作文竞赛如期举行,毛泽东果不负符定一和柳潜先生所望,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论和新颖别致的立意,赢得了评委们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作文比赛夺魁,符定一校长满心欢喜,他更加喜爱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决心认真栽培。

  当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听说毛泽东喜欢课外书籍,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还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授古文、历史等课程,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这种特别的教育方式,引发了一个让符定一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毛泽东对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地呆在学校里读书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由自在地精读一本书,比在学校上课更有益处。由此,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即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

  像上次在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一样,毛泽东虽然有退出省一中的打算,但并未贸然行事,而是准备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符定一等几位亲近的先生,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行决定。这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重大事情自己拿主意,但不急躁冒进,放在一边冷一冷,待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再作出最后决断。

  1912年夏日的一天,也就是在学校快要放暑假的前些时,毛泽东找到符定一,向他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听说自己平素最喜欢的学生提出退学请求,颇感惊讶。他不解地询问毛泽东:“润之,在这里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了呢?是不是先生们对你照顾不周呀?”听符定一这么一说,毛泽东倒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只好把自己觉得学校课程太浅,内容略嫌陈旧,常感课堂“吃不饱”,以及难以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不愿受烦琐的校规束缚等情况,坦率地向符定一校长谈了。

  符定一自然不愿放这位高材生走。毛泽东才华出众,心性很高,小小一所中学留不住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符定一不想过早地让他离开省一中,他想亲手栽培他,让他受到较好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然后送他上第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之材,也算是尽了一份人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符定一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情形是有些特殊,我们可以特别看待,你大可不必退学。从今往后,只要对你的学习有益,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至于学校内容则可以革新,教学方式也是会不断改进的嘛!你中学尚未毕业,便要中途退学,锦绣前程岂不要白白断送掉!润之,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呀……”

  符定一言辞恳切、真心诚意地极力挽留,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诚挚地说:“校长,谢谢你的美意!我不会放弃学习,离开省一中,书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学习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向符定一介绍了在家乡韶山自己半耕半读的情况,以及在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和半年兵旅生活期间的自学情况,认为自修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最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

  听完毛泽东的话,符定一明白学生选择的是一条适合他成长的独特道路,并且去意已决,就不便再勉强挽留了。他双手抚着毛泽东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道:“润之,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这样做总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中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以后望你能常来常往……”“好的,先生!”毛泽东深深地向符定一鞠了一躬。

  他,终于谢绝了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一条攀登知识之巅的崎岖道路。

  1913年,毛泽东结束了半年的自由读书生活后,接受符定一先生的建议,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重新开始了正规的学校生活。

  1915年春,符定一到北京执教、任职,举家北迁。毛泽东暂时和他分别了。

  1918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继续求学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蔡和森等人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于是,符定一和毛泽东这两位感情诚笃的忘年之交又相聚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并进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学习。他除了同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时局。交谈中,毛泽东表现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将军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民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平。毛泽东托其后返北平的女儿符德芳,捎去一些礼物给先生,并附亲笔书信一封。信中说:宇澄先生夫子道席:既

  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一片关怀和崇敬之情。

  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北平各大学教授计80余人联名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释。这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符定一化装离开北平,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这期间,符定一向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胜利达成。毛泽东接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后,高兴不已。他顾不上连日运筹帷幄的疲劳,驱车前往符定一先生的住地李家庄,向昔日的老师报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

  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开了十几里路,来到了李家庄。当时,在李家庄一带,住着很多从各地来的民主人士,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去见别人,汽车直接开到了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一进院,就看见了符定一先生的女儿符德芳,她一见毛泽东来了,就大声喊她的父亲,说毛主席来了。符定一先生走出屋门,毛泽东亲热地同他握手。然后,两人手拉手进屋。落座后,毛泽东问候老师:“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听符定一先生说“身体还好”后,他高兴地笑了。“符先生,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没能来看你,请你多加原谅。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毛泽东说着,往符定一先生跟前移动了一下身子,“刚才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他不抵抗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

  当符定一先生知道毛泽东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今天特地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还这样挂记老夫,老夫真是愧不敢当呀!……”

  “符先生,你太夸奖了,太过谦了!”毛泽东摆了摆头。

  临分手时,毛泽东又对符定一先生说:“这里的条件差,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事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了一件沙发,派专人给老师送去了。

  目送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符定一想到自己的学生数十年追求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成现实,心里涌动着一阵阵高兴与欣慰之情。

  全国解放后,符定一同毛泽东仍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

  毛泽东常常利用闲暇时间,专程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作客、吃饭,有时还和先生切磋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一次,毛泽东对符定一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哩!”

  符定一和毛泽东之间,还保持着较频繁的书信往来。1953年7月初,符定一给毛泽东一信,就一部学术著作的再版之事请示于他,并请他题词。7月7日,毛泽东在收到信后,即给先生符定一回书。信曰:

  宇澄先生: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提到的“尊著《联绵字典》”,指的是文字学家符定一30余年苦心孤诣的劳动结晶。据《辞海》载:“《联绵字典》,辞书。三十六卷,近人符定一撰。此书多收双声、迭韵和失音的字,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意,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一一列书证明。但收词并非都是联绵词,论字体完全墨守《说文》,是其缺点。”符定一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他对文字这门冷僻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30年如一日,备尝艰辛,终于1940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其稿本多达87册,计400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高,真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符定一超群的德行、才学和名望,在解放初期中央文史馆建立时,毛泽东邀请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说:“还要才、德、望呢。”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从此,符定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十二、“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毛泽东和柳潜


  在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这所名震三湘的学校里,毛泽东除了深受“宿儒”符定一校长所赏识外,还结识了一批同样颇有名气的老师,其中有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柳潜先生。

  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追求知识,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被著名教育家、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学校的国文教师。

  毛泽东肩挑书本和行李担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省第一高等中学,见到了他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柳潜。待毛泽东坐定,柳潜不由打量起这个新学生来——大约五尺多高的个头,身体虽算不上健壮,可一双眼睛却闪烁着聪慧的光泽;投手举足之间,显出朴素、稳重和大方,比一般年轻人多了几分成熟;身着一件短半截的旧粗布长衫,脚上穿一双圆口布鞋,这一身农家子弟的打扮不仅遮不住他的英才之气,反倒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青年后生,给柳潜留下了非常满意的第一印象。

  从此,毛泽东在省一中这所他日后称之为“很大的学校”里,开始接受第一次较高级的教育。同时,柳潜老师也为毛泽东这名省一中的高才生尽心传授国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成为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较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毛泽东进入省一中后,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知识。尤其是在柳潜老师的精心教育培养下,更发展了他的一些特长,特别是在写作方面的特长。在他入学的半年中,不仅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地位,还在1912年6月间学校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毛泽东在这次作文比赛中的参赛文章,题目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其指导老师便是他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师柳潜。

  商鞅“徙木立信”的掌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毛泽东在他的参赛作文当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以高屋建瓴之势,道出了从历史名篇中所获得的感悟: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民与法之间的关系。他以为,法令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否则便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毛泽东还用了不少笔墨,对商鞅的历史功绩和“徙木立信”之事作了评说。

  文章的最后虽着笔不多,却手法巧妙,言简意赅。毛泽东写道: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轍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这篇文章,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充分抒发了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政治激情,表达了他对像商鞅这样一心为国为民谋福利的贤能之士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同时也对那些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进行了有力地鞭挞。

  当然,假如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时,毛泽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影响,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结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而不是剥削阶级的腐朽统治。毛泽东这时还不足19岁,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进步思潮中,居于主流的是康、梁的改良维新思想。

  但是,瑕不掩瑜,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仍是相当深刻的。这篇文章的落脚点就是主张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从而表达了毛泽东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不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不满。仅此一点,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便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第一个“读者”是柳潜先生。

  柳潜是这次作文比赛的阅卷者之一。作为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他对学生的成绩了如指掌,毛泽东平常的语文水平在全校就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一点深得柳潜的欣赏,经常将毛泽东的作文张贴到学校的范文栏里供同学们“传观”。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柳潜更是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因此,当阅卷开始后,柳潜头一个评阅的便是毛泽东的这份作文卷子。

  柳潜读着、读着,渐渐被毛泽东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毛泽东的作文内容翔实,气魄宏大,推论严密,文笔流畅,确实非同凡响。柳潜不禁拍案叫绝,高兴不已。

  柳潜怎么不高兴呢?!这里面既凝聚着毛泽东自身的勤奋和才气,也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啊!

  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和特别对待。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一个较快的提高。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柳潜便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及时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难怪有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说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杰出的理论家,不能够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毫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这次作文比赛在省一中的建校史上是第一次的缘故,毛泽东早年在这里求学时被柳潜批为“传观”的许多作文都已散佚,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就只有《商鞅徙木立信论》了。笔者在采写这本书时,从有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档案中看到,在毛泽东当年的这篇文章的上端,写有两个朱红的大字——“传观”。这是柳潜先生的墨迹。末页批了个满分,并附有大段评语。由此可见,阅卷老师柳潜给予这篇文章的高度评价。

  在文章的第一段文字后面,柳潜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如报笔,而文法亦入古!”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在全文的结尾处,还写有一大段总结性评语:“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参加优秀作文评选的评委们,一致同意柳潜所作的这些评价,都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同意把桂冠判给毛泽东。

  “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柳潜先生大概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批语后来竟在学生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得到了应验。

 十三、“老先生一生淡泊,难能可贵”——毛泽东和胡汝霖


  有人曾这样说过,世上有着许许多多种感情,惟有师生之情最真挚,最令人难以忘怀。此论不无道理。

  作为—代伟人的毛泽东,其人际世界无疑是广博深邃的,其情感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让他萦怀的,是与师友们的那份深厚情谊。这位泱泱大国的领袖人物,曾无数次地向中外友人念及老师们昔日给自己的恩惠。

  1936年,他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么样的一段话:

  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并令他念念不忘的老师是谁呢?他便是毛泽东在湖南省一中学求学时的经学教师胡汝霖先生。

  据笔者考据,胡汝霖系湖南长沙人,字孝谦,号鞠生,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封建官场的腐败,遂弃官从教。

  毛泽东在省一中读书时,胡汝霖先生是他最尊崇的老师之一。当时,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便常常去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学校的图书馆有着较丰富的藏书,阅览室便成为毛泽东的又一求知场所。在这里,广泛涉猎课外书籍的毛泽东,引起了同样酷爱读书的胡汝霖的注意,便主动与毛泽东交谈。谈论中,他对于毛泽东所表现出的深厚扎实的文学、历史知识功底和对读书的浓厚兴趣感到惊奇,于是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

  后来,胡汝霖又经常在学校的“揭示栏”里读到了毛泽东所写的作文,这些作文都是毛泽东所在班级的国文老师批示“传观”的。胡先生的古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当他品味着毛泽东那一篇篇文采出众、妙语如珠的华章时,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深感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良材”。从此以后,胡汝霖便开始竭尽全力地关怀、培养毛泽东。

  胡汝霖见毛泽东求知欲极强,非常喜欢课外书籍,尤其是酷爱读文史类书籍,便常常把自己这方面的藏书借给他阅读。

  一天,胡汝霖特地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家中,在同学生交谈了一阵子读书的道理之后,将他珍藏多年的一部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了毛泽东。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清朝乾隆皇帝决定要出的一本史书,它系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因此命名为《通鉴辑览》。大臣们还将《资治通鉴》一书中乾隆皇帝朱笔写下的批语800多条,也汇集到该书之中,故定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是乾隆皇帝书写的序言,全书的重点不是通鉴的原文,而是乾隆皇帝的批语。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宣传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用编纂《四库全书》的大臣们写的“提要”上的话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即要建立一整套清王朝的文化统治政策。这部书共有116卷,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全书采用编年体例,纲目相从,确实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好书。

  毛泽东从胡汝霖老师手中接过了这部书,欣喜万分地向老师道谢。回到宿舍后,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部长篇史论集,深感收获很大。由此受到启发,他觉得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比按部就班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效果,认为学校里所学的课程太肤浅,内容太陈旧,校规太繁琐,难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不如自修。

  好书,使毛泽东尝到了甜头。他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他想看更多的好书——他要博览群书。

  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将看完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送还给胡汝霖老师,并把自己想退学去自修的想法跟胡老师说了。

  开始,胡汝霖并不赞成毛泽东的做法,极力劝阻学生不要离开学校和课堂。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学生如能完成学业,将来必有成就。可是,毛泽东却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向老师述说了在家乡韶山、在湘乡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中学和在新军当兵时的读书情况,认为选择“自由读书”的方式与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愿望志向密切相关,绝非凭一时意气用事的盲目之举。他告诉老师:在6年的私塾中,自己主要读的是四书、五经和一般的历史典籍,而其他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学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珠算、算术。后来考入东山小学堂这所新式学堂,十六七岁的他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以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钻,因此,学校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上中学后,他对社会科学课程更是特别喜爱,每门功课都订有学习计划,学习也很刻苦。对一般课程只是听听讲,并不去钻研,对他感到肤浅和浪费时光的课程,则常以“病假”为由而开小差,或者进了课堂也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偏科”所导致的后果是,有些科目(如国文、历史)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而另一些科目(如数学、理化)则往往只够个“及格”,甚至落在了全班的最后,他在老师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学生。这种状况的出现,使生性要强的他常常感到压抑和惆怅,日益对这种同他的理想和志向相背离的应试教育心生厌倦,更加向往那种不受课堂和课程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读书”方式,真正实现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夙愿。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胡汝霖深为学生那独到的见解和非凡的志向所动容。凭心而论,作为一名有着数十年读书经历和教学生涯的资深教师,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端是知之甚详的,因而也颇为赞成学生的上述看法和走自学之路的选择。

  于是,胡汝霖在再三思量之后,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支持学生退学自修。他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自修确是“颇为有效的读书法”,但只有认真掌握自学的方法,方能够事半功倍,学以致用。他希望学生学思结合,真正求得真知。

  见老师同意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起身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衷心感谢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临别时,胡汝霖再三叮嘱毛泽东,自修中假如遇到什么困难,别忘了来找老师。

  毛泽东从省一中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走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不知如何下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好像老牛进了菜园,口口都是好料,不知从哪里下口。

  一次,他到胡汝霖那里拜访先生,交谈中说起这种情况,并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好书和怎样读书的方法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胡汝霖首先以精辟的见解,回答了毛泽东关于“什么是好书”的问题。胡先生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认为旧时对于所谓“好书”过于苛求,如朱子《读书歌》就说,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置。《父师善诱法》中也讲:“天下书,虽至多,而好者极少……即如四书讲章,何止数百家?其好者,能有几耶?故人欲读一书,宜问有学者;何为善本?得其指点书名,方可购求。不然,误觅庸陋之书,鲁莽诵读,我之学问,反为其所卑隘矣。”他批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太陈腐保守了,束缚读书人的手脚和思想。所以他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心智,这便是好的。因之,读者只要是为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的。有人骂闲书、杂书诲淫诲盗,殊不知《西游记》、《水浒传》、《石头记》,还有大禁书《金瓶梅》,乃同“四书”、“五经”、《史记》和唐诗、宋词等在书林共领风骚。

  胡汝霖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之谈,他向毛泽东口授了《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胡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先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的书,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而远,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胡汝霖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四里地。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最后一个出来。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从酷暑到严冬,毛泽东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师傅,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定王台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还要“撵”他走,因为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的确,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他回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书中宣扬的那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提倡自强、自立、自主,主张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生根,强烈的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定王台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在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毛泽东每天走到这里,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看了又看,并认真地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之艰巨。直到40年后,即1951年秋天,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世界大地图向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想。19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实现这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海里进行着更艰苦的探寻。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修生活的时候,新的问题发生了——是年腊月,毛泽东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回到家乡韶山欢度春节。父亲毛贻昌从儿子口中得知了他从省一中退学的事,十分生气。望子成龙的毛贻昌,见儿子既不进学校读书,又不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他不能容忍儿子的这种自由行为,强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说是如不听话,要么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要么让他回家务农。

  毛泽东拗不过父亲,新年刚过后,他又来到长沙城。元宵节的前夕,毛泽东前往胡汝霖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对报考哪类学校的看法。胡汝霖认为毛泽东再不宜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这位舍弃高官厚禄,甘于清贫,终生事教的知识分子,希望学生也能像自己一样,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他终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进人了系统的求学生涯。

  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定王台的自学生活。但是,对这段为时半年的自由读书经历,他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后,他还以留恋的口吻对老同学周世钊谈起过这件事。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毛泽东还一直忘不了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所获得的启示,深切怀念和感谢借给他这部书的胡汝霖老师。他曾多次和周世钊提到胡汝霖,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老教育家,“一生淡泊,难能可贵”。

  

  

十四、恩恩怨怨五十载——毛泽东和张干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

  “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投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

  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次年春天,湖南省公署教育厅根据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将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300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8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第四师范的学生比原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认识了第15任一师校长、数学老师张干,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那长达50年的感情瓜葛。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字次,湖南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他9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因其精明能干,通达事理,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30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第一师范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口当,故而生出了后来那许多的瓜葛和纷争。

  “文革”时期读中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由于毛泽东这位伟人曾造过张干的反,张干被戴上了“反动校长”的帽子,被人写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

  可是,历史却另有记载:张干在一师任上的一年多时间,保持和扩展了前任校长孔昭绶的改革成果,使学校的民主教育章程化、制度化,是一位颇有建树、政绩卓著的校长。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曾有所发展,特别是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颁布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章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干担任一师校长后,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在“校章”中规定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其中说:“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能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张干还提出了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并将注重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作为教育“要旨”。

  一师的《教养学生之要旨》,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对当时学校开创民主教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强调“德行”、“体育”,提倡“自动”、“自治”,主张面向小学等,后来发展成为一师的办学传统。即使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在张干的主持下,一师完善了一套严格的招考新生与毕业分配制度。学校当局在《招生广告》中提出:“师范之责任既重,则师范之价值宜尊。当入学之初,即宜尊重人格,遴选真才,先杜歧趋,以祛陋习。”基于这一认识,规定招生对象必须身体健全,品行端正。同时,报考新生还必须是本人自愿。学生毕业后必须对社会尽义务,为教育事业作贡献。

  张干既注意用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又重视选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职员。他上任伊始,就聘用了留学“东西洋”、学贯中西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曾任长沙师范校长、有“长沙小学教育之王”之誉的徐特立先生;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和有前清举人“功名”的袁仲谦先生等。这些“彪炳冠一时”的学者前来就任教职,使一师声震三湘。许多有志青年为访名师,纷纷投考第一师范学校。

  不仅如此,张干还极重视对学生的管理。他要求学生“在校当以致力于学业,锻炼身体为务”,“自由以法律为范围者也,学校规则必应遵守之,平等非无秩序之谓也,学校秩序必应尊重之。”“望诸生保有健全之人格,预储独立自营之实力。我中华民国之前途,惟有为青年是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按礼仪、风纪、服务、时间、场所、赏罚6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这些繁琐的“规定”,有许多是夹杂着封建色彩的条条框框,曾引起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反感。但是,如果客观地评价张干在一师制订的这些管理条例,它还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对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张干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第一师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因工作有才干、有魄力,成绩斐然,深得上司的赏识,被誉为“年轻有为”的校长。

  可是,有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校长,对青年学生毛泽东的反叛行为难以理解和容忍,以致在一师引起一场“驱张”的轩然大波。日后,他被当作保守顽固、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的典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公开示众”。于是,也就有了这位校长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之间的种种感情交往,并给世人留下许多尊师重教的佳话……

  1915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就近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颇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他找来笔墨纸张.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激忿不已,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罢,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气恼至极!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中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有点“鹤立鸡群”。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也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20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课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画素描。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笔信手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读他喜欢的书去了。图画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给他40分——不及格!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污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忿忿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辛勤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30多年匆匆而过,犹如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旧址——妙高峰上的一所中学里,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他面色抑郁,惶惶不安。他,就是张干。

  此刻,忧心忡忡的张干,有好几块心病: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却未曾想成了“剥削阶级”;二是当年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不该当初提出开除他,还给了个“处分”,虽然毛泽东是大人物,未必记人之过,但终究是一笔未了的旧账;三是在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前夕,曾被人所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应召赴渝,赞襄国政”,还要他“幸勿固执,致人失望”,这岂不是替国民党蒋介石说话吗?张干越想越觉得有愧于学生毛泽东,更害怕毛泽东责怪于他。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吃饭。席间,大家谈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不由人感慨万千。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对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主席还记得吗?他现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这次来京前,他托我代向你问候。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育人,很受感动。他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来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刚才听你说他还在继续教书,解放前他吃粉笔灰,现在还吃粉笔灰,这是难能可贵的!”

  “是的,张干抓教育很有一套,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年轻有为。”徐特立、熊瑾玎都赞同毛泽东的看法。

  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提起毛泽东在“君子亭”起草《驱张宣言》,以及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事来。

  “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每个学生多交10元钱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诚恳,周世钊趁机把张干6口之家的生活窘状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当照顾,应当照顾!”事后,国事异常繁忙的毛泽东,仍然挂记着老校长张干。他先让在北京参观游览的周世钊给张干写信,告诉政府将对其给予照顾的情况,给贫病交加的老人带去了安慰。6天后,也就是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王首道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即派员来到长沙书院路附近张干的家中,专门传达了毛泽东来函的内容,向他表示慰问,并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他的手中,也把领袖对人民、学生对老师的真挚感情送到了张干先生的心里。

  张干欢畅异常,夜不能寐。他坐在灯下看着这些信函,抚今忆昔,心潮翻滚,感慨万分,即展纸握笔,饱蘸老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元(周世钊)诸弟得吾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年秋征(实收为一百八十二石,征去了七十七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写,敬希钧鉴。末此布谢,并颂政祺。

  张干一九五O年十月三十日

  不久,张干接到了一封邮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信的内容是——次先生:十

  月三十日惠书及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信,行书如行云流水,短信似潇湘源长。尤其是“极为系念”一语,牵心动肠,情重千钧。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干以他的学生中能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收到了共和国主席的亲笔信!这是殊荣,也是良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两位过去闹过“别扭”的师生,在分手35年后,又终于重逢了!

  此次赴京,张干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两个月……

  9月26日上午,张干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游览故宫时,传来一个暖人心窝的消息:11时在寓所等候,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吃饭。

  轿车驶进新华门,来到丰泽园门前停稳。张干他们刚一下车,身材魁伟、容光焕发的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迎候在厅堂前,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动情地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随即把客人们请进客厅,让大家就座。毛泽东躬谨谦和,定要张干、李漱清先生坐上方,他自己坐下方。李漱清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的老师,已届80高龄,坐上方理所当然。但李先生定要把首席让给小他十几岁的前校长张干,张干不敢当,直到毛泽东发了话。

  叙谈当中,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风趣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师友们顿时消除了拘谨情绪,心里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再看毛泽东子女的神色,则是又惊异、又快活,显然都为爸爸尊师敬老之情所动。

  毛泽东又说:“次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和要开除毛泽东的事,如鲠在喉,欲吐为快。又觉得师生久别重逢,气氛融洽,此刻道出来不好。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自责了起来:“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是对不住呀……”

  毛泽东缓缓摆手,不让老校长再说下去:“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随即转换话题,询问起张干现在工作及生活的情形。

  张干说:“我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的书。”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教了。学校应该优待,照送薪水。”

  12时许,毛泽东家宴开席,菜的样数很多,既有山珍海味,又有湖南的家乡风味小菜。头一盆是海参,毛泽东亲自为4位师友夹菜,又一个一个地敬酒。

  饭后,毛泽东陪同4位师友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晚上,毛泽东又派人送来应用物品,每人一套。各为盖被、褥子、布毯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一块,牙刷各一枚。他们事后得知,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拿自己的稿费购买赠送的。

  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9月27日下午3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受毛泽东之托,来到寓所,亲自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在这样规格的待遇面前,4位老人坐卧不安。张干更是如痴如梦,连傅连賞说他“身体很好,没有毛病”,都没有听清。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仅国庆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古迹;还第一次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首都风光。昔日的同事徐特立请他到家作客,学生萧三宴请赠诗书。你来我往,应接不暇。一师校友、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地接张干去相商恢复一师原貌之事。张干侃侃而谈,与李部长的看法不谋而合。李部长还邀请张干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张干不胜感激,因考虑到北京生活费用较湖南为高,一人薪金难养6口之家,便放弃了这一为人羡慕的荣誉性职务。

  张干心情舒畅,信步上街,买了一根手杖。10月27日,农历重阳节这天,他又到商场刻了两颗铜质图章:一书“张干之印”,一书“张次章”,都是隶书,作为永久的纪念。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约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4位师友,来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

  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派人送来零用钱一百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呢大衣。并特地给他捎来鹿茸精一瓶,嘱咐每日服二次,每次于饭前20分钟服20滴。毛泽东还请来人转告他的关照:望张干多多保重身体。

  行前,张干一次次地回味着在京的6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地回味着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不禁思潮起伏。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致谢意。信中说:

  润之主席惠鉴:敬启者,干此次来京,荷蒙殷勤接待。食用兼金,被褥衣裳,全部赠给。不但给干以彻底自新之鼓励,而且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与老者之作风。愧受之余,感佩无报。兹干于参观此间办理较优之名校后,即行南返,继续学习,估蒙不弃,委业重任,自当尽力完成,以副厚意,决不以年老家贫有所顾虑而误事也。

  一此道谢,敬颂政祺,并希照拂不一。

  张干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在南行的列车上,张干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

  张干从北京归来后,先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后受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优金,加上学校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张干仿佛焕发了青春。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他认真学习,解剖自己“因受孔孟中庸学说及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对于国事,无论国体如何,总希望有圣贤出世,把国家治好,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在清末同意保皇党康梁之维新,而惜其不成;在民初,同意军阀袁世凯作总统,而惜其称帝;即对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也未尝不望其与中共会谈”,结果无不成梦幻。

  60年代初,我国人民经济虽有所好转,人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此时,张干身体不适,生活拮据,1963年,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忧解难,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便接到了周世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他又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即周世钊————引者注)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薄物物若若干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指什么?谁知竟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来的二千元人民币!

  张干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哪里是“薄物”,这是厚馈;这岂止是“药物之助”,而是恩情并重啊!张干惟怨年届八旬,耄耋老矣,不能奋起精神,大展宏图,报答毛泽东的恩情,便谆谆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处世待人要正直,要有一技之长,以此报效国家。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当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过去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的那一段历史,便被抄了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此时,张干瘫痪在床,起坐困难,气得全身颤抖,老人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日夜思念毛泽东。

  百思不解的张干之子张六如,在母亲和姐妹的支持下,悄然奔向火车站,火速赴京。折腾了十多天,总算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和500元生活补贴费。于是,抄去的一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从此,再没有人上门高叫“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21日,张干——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湖南教育界老人”的教育家,在长沙的家中溘然辞世,享年83岁。


十五、五载师生缘一世不了情——毛泽东和袁仲谦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

  斯诺以毛泽东的口吻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

  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作为一个普通师范生的毛泽东,读不了那么多的书,成不了一代文章大家;而日后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许就没有那无穷的智慧和才具,其个人魅力或许要逊色许多!正因如此,“袁大胡子”在这本专门记述伟人之师的书中,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个叫“袁大胡子”的老师姓甚名谁呢?原来,他的真名叫袁仲谦,表字吉六,湖南新化县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苦读诗书,二十余岁时投身科考,终于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此后,他谨遵父命,拒绝入仕,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1913年春,到新建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是他任教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仲谦也随300多名学生一道转入一师任教。在这里,他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一直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毕业,前后达五年半之久,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

  袁仲谦到四师任教的时候,正是45岁左右的年龄,却生就一副长长的“挂脸胡子”,轮廓分明的方脸上,有一双冷峻的眼睛,再加上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乍一见面便不由人生出几分敬畏。他为人刚正,秉性耿直,平时的言行举止保留着前清绅士的遗风,在讲堂里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打折扣,特别是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有违课堂纪律的学生,甚至还来点诸如“罚站”、“面壁”一类的体罚。所以,不少学生既怕他,又恼他,有的人就在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袁大胡子”。

  1913年早春二月的一天,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教室,教第一堂国文课。

  讲课伊始,袁先生想认识一下学生,就拿起学生“花名册”点起名来,他念一下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站起来答一声“有”,这样师生算是见面了。

  “毛泽东!”当袁仲谦点到第40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学生的名字时,随着一声略显柔弱的回音,从后排座位站起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大约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高大,粗手大脚,身穿粗布衣裤,里面大概连棉袄也没有穿,在早春时节里显得十分单薄。“这是一个农家子弟”,袁仲谦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看见袁仲谦在打量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向先生行了注目礼,然后腼腆一笑。袁先生被毛泽东敦厚的神情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动,不由得又朝他多看了两眼。他发现:这个学生有一张俊秀的脸孔,五官轮廓端正、分明,前额宽阔平滑,特别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更是闪烁着聪慧的光泽。“这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袁仲谦又暗自作出这样的断定。他面带满意之色,向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自己的学生坐回到他的位子上。就这样,袁仲谦这位不平常的老师和毛泽东这位“特殊的学生”相识了。

  这堂课,袁仲谦讲授的是古典名篇《严先生祠堂记》。这是一篇碑文,系宋代大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所作。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前,曾与学士严光交谊甚厚,刘秀登基后请严光一同执政,但被不慕仕途的严光拒绝。上完课以后,他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篇文章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谁也没料到,因做这第一篇作文,毛泽东差点和老师闹翻,本来已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袁仲谦先生,也因此对自己的学生有了看法。

  事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先生相左的解释。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光武的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武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临危受命,出任宰相,辅佐刘秀,就像比他早200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那样……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它笔划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挣”出框框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的!”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读正文时,他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笔所吸引,他挥笔写下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袁仲谦一口气读完了。正当他挥动狼毫笔要给毛泽东的文章写总评语时,却皱起了眉头。原来,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后心里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想到这里,本来思想就较守旧的袁仲谦,心里感到大为不快。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挥毫写下如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的教室,把作文本退还给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事情原委之后,觉得先生太专横,便没有理会。后来上国文课,袁先生又两次催问,毛泽东都回答“没有抄”。那时的学校,仍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唯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公然违抗师命,袁仲谦认为这是“不敬”,因而很是恼怒,便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可是,毛泽东有自己的处事标准,绝不盲从,先生的过火行动触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他起立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对这个倔犟的学生无可奈何,也就不了了之。

  “作文风波”过后,袁仲谦让学生给顶了牛,心里老大不高兴,不再管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就好像偏偏要存心和他作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短处”,出了他的洋相。

  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了,就把那个工友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工友承认了错误,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恰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袁仲谦虽然感到毛泽东多管闲事,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袁仲谦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再也不大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

  光阴似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两个学期又过去了。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后,袁仲谦和毛泽东也都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真是“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

  隔膜能导致疏远,可疏远却更能冷眼窥视人的全貌。这期间,袁仲谦在授课过程中审视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学习中观察着老师。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消逝了。

  在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看到袁仲谦先生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贤能之士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他不禁自责起来:老师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去驳老师的面子,让老师下不来台。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他打算抽时间向老师道个歉。

  袁仲谦又是怎么看毛泽东的呢?经过一年来的交往,他感到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个性也没有过去那样“冲”了。尽管先前有过两次顶撞先生的事发生,可他学习国文课的兴趣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20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像所有的老师一样,袁仲谦历来喜欢和看重有才华、成绩好的学生。平时对学生从严从难要求,也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人说“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年多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改变了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袁仲谦对它极感兴趣,特地找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讲堂录》这本读书笔记共47页,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后面36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它所记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等外国著名人物的。所读名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夹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袁仲谦感觉,只有一个在讲堂里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萃,并有这样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这是说做人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改造社会,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大任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

  ……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几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资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清明时节,阳光明媚。长沙的春天是短促的,像这样美好的天气,实在难得。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家住长沙的同学,早已回去了;外地的学生们,也在自寻乐趣,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猜诗谜。毛泽东没有参与这些娱乐活动,草草吃罢夜饭以后,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的家里谈话的。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袁仲谦先生以关切的口吻,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毛泽东抱歉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几十年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论及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但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张开大口,把大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吃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这一天,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诗文,已无法统计出它的数目。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出版的代表作就有“毛选”等数卷。他还填写了几十首诗词,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先后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古今独步”。

  谨记袁仲谦先生“多想、多问”的教导,毛泽东在学习中学会运用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方法,不盲从,不迷信,追求真知灼见。

  他常对同学们讲,读书、看报、上课、或听讲课,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所以,他无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总是认真思考,精心领会,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绝不人云亦云。

  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吸取他人之长,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那里学习到的又一重要读书方法。

  袁仲谦先生教他“多读”,他嗜书如命,读书不休,直至终年,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甚至在更早一些的学习生活中,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后来,按照袁先生提出的“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的主张,“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中的精品,使知识出现了升华。

  袁先生要求毛泽东读书要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去读书,围绕一个中心去深入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重要的书、有价值的书,认真地读,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先生那里学到的一条重要读书方法,它从此亦成为他全部读书生涯中的“习惯定型”。正因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却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也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九泉——共和国主席给自己的老师亲书碑文,这在众多的先生中,也仅有他袁仲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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