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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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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泥土香教育】教育博文(3)


附录——

 

                                                                                                    

                                     


                                   

十六、一代师表启后昆——毛泽东和徐特立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的到来,在四师学生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同学早就风闻,这位徐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又曾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只有六年半学历,靠自学而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知识。18岁开始在蒙馆授徒,执教10年间亲手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门生遍及整个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的美誉……

  能拜徐特立这样有名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毛泽东也是如此。以后的事实证明,徐特立不愧是一位能给学生以良好影响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优良品格和高尚师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一师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之一。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份又名徐立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现名是后来才改的。他改名有一段故事:1893年,他的养祖母病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他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三四天的水上行程中,同乡们嫌船行得太慢,天天呵斥船夫,而他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我若是一船夫,就决不渡人,只运猪;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书先生,而不当欺压百姓的官老爷。南岳归来后,他就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这一年,他才16岁。毛泽东则刚刚出生。

  在第一师范,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徐特立生活上与众不同。当时,长沙中等以上的学校极少,这些学校的老师十分稀罕,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地位,许多人还保持着前清绅士的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穿的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那些留过洋回来的,则更是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派。他们每天到学校上课,也都要雇请三人抬的轿子,以示阔气。徐特立却与众不同,他虽当选过省议会副议长,又曾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是全省有名的教育家,生活却极简朴,穿着也极普通。一年到头,布衣布鞋,活像个乡下人,故有“徐二叫化”之谑称。

  徐特立的这种难得的反绅士精神,不但为毛泽东等学生们深深敬佩,而且也影响了其他教师,改变了当时一师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奢靡之风。

  徐特立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他的家眷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为了让农民子弟有机会上学,他用自己的大部分薪金,让出自家的房子,在家乡创设了五美高小,而他和家人却过着异常勤俭的生活。为了筹资兴学,他节省每一个铜板。那时,他每次回家看望家人,80里路全靠步行,连往返的午餐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聊作路上充饥之用。

  徐特立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影响,此后,他一生加以效法,并发扬光大。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学生;后来身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更是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良品质,一生一以贯之地坚持清廉作风,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给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自己增添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身“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笔者仅从中撷取几例,让读者朋友领略毛泽东当年勤学苦思的精神风貌。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经特许,笔者有幸翻阅了它的复制件,瞻仰了毛泽东的遗留墨宝。正如前章所述,《讲堂录》是一个九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点滴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十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震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著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读报写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来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国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最令毛泽东难忘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辞,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左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反袁斗争胜利后,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自此,他和老师徐特立为了各自的事业分别了。不期这一别竟是6年,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在长沙相聚。

  1919年,年届42岁、执教20余年的徐特立,在反动军阀的迫害下,感到报国无门,前途无望,决心走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开辟的路——赴法勤工俭学,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

  是年夏天,他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长赴沪,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的一半,于9月28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正式开始了旅欧航程。

  在经历了50多天的艰苦行程之后,徐特立终于同年11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之后,他先到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7个月后又进入法国南部圣来猛钢铁厂,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了一年多,方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领导下,发动了进占里昂大学、争取学习权利的正义斗争。未料竟遭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之流和法国军警的镇压,蔡和森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装入囚车,遣送回国。惊闻这一消息,徐特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他与黄齐生先生从巴黎赶至里昂,声援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迫害进步学生的恶行。之后,他拒绝军阀政府“给予年俸一千元,代为考察法国教育”的笼络,毅然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借资赴比利时、德国参观游历10个月后,于1924年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这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特立从昔日的同事那里打听到:他的学生毛泽东于他赴法勤工俭学的次年,在湖南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师的许多学生,特别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党、团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1922年5月,毛泽东又受命在湖南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任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共产党的“总司令”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委员会里担任秘书,实际承担着领导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眼下,毛泽东正加紧宣传共产党关于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期完成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打倒军阀,实现共和的大业。

  虽然,徐特立通过自己这些年对中、西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与认识,深感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可他自己还是抱定要用知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志愿,不想参与政治斗争,也就难以断然追随学生毛泽东所信仰的主义,而是想继续致力于教书育人。

  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没有徐特立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出头之日。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说:“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势不两立。”又说:“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

  正当徐特立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处于彷徨消沉的时刻,毛泽东与他久别重逢了。

  1925年的春天,毛泽东因病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这次回归故里,毛泽东在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老师徐特立,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

  在叙谈了相互别后的情况后,徐特立向学生坦露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毛泽东听后对老师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为虎作伥。可见在现时教育救国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还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告诉老师:“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眼下正全力做这样的事业。待到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发展全民教育之时。”接着,毛泽东向徐特立谈了自己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和主张,也吐露了此次返乡将全力推动湘省农运的计划,最后恳请老师出山参加和支持湖南农民运动……

  同徐特立会见以后,毛泽东即以自己的故乡韶山和湘潭为中心,点燃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这次会见及与毛泽东的谈话,对徐特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他思想观点转变的起点,也是他整个人生转折的开始。

  1926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在拜访老师徐特立以后,深入到湘潭、湘乡、长沙、衡山、醴陵等县,进行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反击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奇谈怪论,高度赞扬农民运动,使湖南农运更加蓬勃发展。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离别近半年的家乡,展现在他眼前的乡村面貌是全新的————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民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以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出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大儿子徐笃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整天为革命而奔忙。徐特立自己创办的五美高小,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运,女学生全都把长独辫子剪成齐耳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的教材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被选进了语文课本……

  家乡的巨变,深深地触动了徐特立。透过这些变化,他看到了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的力量,更感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作用,也体察到学生毛泽东潜心从事农民运动的远见卓识。于是,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1927年5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的部下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特立的儿子徐笃本,也在敌人追捕、涉水渡江逃亡时牺牲。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革命队伍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隐迹了。徐特立深感靠国民党解救中国已成泡影,国恨家仇,促使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并决心献身于她的事业。不久,他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遇到了过去一师的学生、来此避难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向李维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且表示:“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正获得了新生。”于是,经过李维汉的介绍,徐特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当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时,赞扬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到武汉后,受到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印刷《大江报》。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徐特立同林伯渠、郭亮、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起义。此间,徐特立和林伯渠、郭亮一起,去做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现任江西省主席的姜济寰的工作,争取姜参加了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党中央派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年月,身处当时号称“世界革命的首都”,徐特立生活得比较舒适,但学习十分紧张。他时时刻刻惦记着祖国,关切着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的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生出双翅飞回国内,和毛泽东一道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就请徐特立去担任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深入被俘官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根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为穷人翻身而打仗的革命道理,使这些俘虏兵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1931年7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3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地闯入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而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为了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一个扫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交付实施。

  正当徐特立全力以赴从事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又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极力排挤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遭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7岁,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毛泽东也被编在中央纵队,拖着病体,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该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

  这期间,当人们提起他曾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

  毛泽东对徐特立也是十分信赖和敬重的。到达陕北以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泽东亲自提议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之职,给这位老教育家创造了一个为边区教育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月赞月赞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地赞扬了他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格,充分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在延安为老师祝寿,10年后还有一次。

  那是1947年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3万人马进攻延安,妄图摧毁共产党的“中枢神经”。当时,徐特立已转移到陕北高原东北部的绥德城,他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46年冬撤离延安的。徐特立寿辰的前几天,工作人员请示正在全力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徐老的70大寿还庆不庆祝?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庆,为什么不庆?还要大大地庆祝一番!我们一方面要为徐老祝寿,另一方面还要显示延安军民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派出一辆大卡车专程前往绥德,接徐特立返延安做寿。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朱总司令在会上祝词,他说:“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会上,还宣读了由毛泽东亲自授意起草并审定签发、以党中央名义写给徐特立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中央的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50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70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高尚品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是年3月,徐特立参加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党中央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中南海,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

  叙谈之间,毛泽东请徐特立谈谈他对治国方针大计的看法。徐老思考片刻后说:国家初建,要防止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还要力戒贪图舒适,追求享乐、腐败堕落的思想和作风。他还把不久前在吴玉章70大寿时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念给毛泽东听:“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击节叫好。

  话别时,毛泽东见徐特立穿着还像过去那样俭朴,又联想到徐老当年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不已。他的心潮起伏翻腾: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可又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敬老尊贤,像今天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胡宗南大举出兵进攻陕北之际,毛泽东为了徐特立的安全,让他先撤离延安,他自己则率数万人马与20万敌军周旋。当徐特立离延时,毛泽东亲自去送行话别。当时,毛泽东检查徐特立的行李准备情况,发现没有热水瓶,立即命令工作人员从他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来一只,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想到这些,不禁老泪纵横,唏嘘有声。

  与毛泽东的会见,徐特立深深被学生那种励精图治、建设新中国的宏伟气概所打动,他感到通身被激发起一股年轻人一样的朝气,虽是暮年却壮心不已。他回首过去,瞻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也为自己的学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此后,徐特立投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顾年老力衰,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批阅和草拟文件,孜孜不倦。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往往要翻阅文件资料数十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仅建国头4年,他就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小学教育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对于建国初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徐特立从中央教育部知道这些情况后,建议教育部牵头组织全国小学教师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1953年9月到1954年3月,《小学教师》杂志就收到全国各地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在讨论结束时,他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

  徐特立的这些立论深远,有理有据的文章,很快被天天读书看报的毛泽东注意到了。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笑着对他赞许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师表。他曾教导毛泽东立志、立德,他还使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读书、识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十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和罗元鲲


 

  罗元鲲,号瀚溟,湖北省新化人。1882年出生于新化县敦信团利乡(今洋溪镇)寨边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14岁即考入湖南新化县实业学堂。1898年因病肄业后,一边在家乡授徒,一边自修,终在1903年“师范教育创设”之时,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6年底,从中路师范学堂毕业,“成绩冠首,监督谭延留其在堂服务,不就而归。”

  罗元鲲返籍后,连续在新化速成中学堂、新化公立中学堂、新化县立中学等学校授课6年。1913年,湖南恢复清末被当局勒令解散的游学预备科,改名“复初”,以示对封建专制教育的反对。罗元鲲应同窗好友、游学预备科教务长罗仪陆之邀,前往长沙执教。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罗元鲲一直安于清贫淡泊,潜心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培养了数不清的有用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诸如毛泽东、蔡和森、蔡畅、张昆弟、陈昌、罗学瓒、李维汉、萧三、周世钊等著名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

  从1914年春季起,罗元鲲受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之聘,开始到该校任历史课教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在第四师范读了一年书的毛泽东,因学校合并来到了第一师范,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八班,直接师承任课老师罗元鲲。

  像杨昌济、徐特立一样,罗元鲲也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和高深学问的良师。在教学过程中,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着学生。胸怀大志的毛泽东敬佩老师的德言懿行,从而使自己在治学和做人上获益无穷。

  罗元鲲恪守职责,勤勉敬业,每周授课30节以上,每日备课至深夜,不以为苦。他授课极为认真,一贯奉行“不备讲义不上讲台”的信条,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套话和废话,而是按照精心写好的讲义讲课,往往是下课的铃声一响,他讲的内容也告完结。这种教学风格,深受毛泽东等学生的欢迎,他们评价“罗先生讲课不是以课时计算,而是以一分一秒来计算”,“听罗先生宣读讲义,如同品味一篇篇内容精到的史学宏文。”

  罗元鲲博学多才,擅长文笔,工于辞赋,对历史、国文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有《史学研究》、《高中本国史》、《中国近百年史》、《本国史表解》、《通鉴讲话》、《本国史谈》、《初中本国史》、《中学简易识字法》等10余种,计300万字之多。其中《本国史表解》成为当时一师范历史课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通鉴讲话》更是嗜读史籍的毛泽东深研细究的课外读物。此外,他还写成《颜李学说》、《读史与作史》、《中学生读书法》、《景颜文存》等10余种文稿。罗先生对知识孜孜以求的学风和渊博学识,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崇和爱戴,由此将他引以为可以求学问道的良师,经常登门聆听教诲,从而使自己在学问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早在私塾读经时,毛泽东就特别喜欢学习历史,在中学时又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历史,读过不少著名的中国历史典籍。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又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仍然酷爱历史学科的学习,课堂上专心致志,学习成绩优异,深受罗元鲲的喜爱。罗元鲲对毛泽东的学习时常给于热心的指点和详细的评析,使毛泽东获益颇深。

  罗元鲲的家门对学生是敞开的,毛泽东就是常客之一。特别是在黎锦熙、杨昌济二先生到北京任教后,登门向罗先生求教便成为他课余时间的一件常事。而对于毛泽东的频频来访,罗元鲲则总是持欢迎的态度,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像天下的人师都要把“绝活”传授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英华采撷给毛泽东。他经常对毛泽东讲:科学不昌明,故而要学习科学;民风不振作,更应当施以教育。惟年轻一代奋发努力,以满腔热血,去谋求国家振兴之路,华夏之邦才兴旺富强有日。以此勉励有志于匡时救国的毛泽东,为振兴中华而发愤读书。

  罗元鲲多年从教,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珍品。不过他从不肯轻易拿这些书示人,有时却对毛泽东例外。一次,他把前来求教的毛泽东带到了他的书房。跨进老师那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犹如走进了一个知识王国,他从书架上取下自己喜欢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就是在这次,他从老师的藏书中看到了《二十四史》。目睹学生那爱不释手的样子,罗元鲲竟破例同意将这套书分期分批地借给毛泽东阅读。

  于是,在毛泽东的读书史上,便留下了“竹筒罩灯光,夜读廿四史”的动人故事——

  1915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整个一师校园都被茫茫大雪覆盖着。因天气太冷,学校破例批准学生不必到教室晚自习,而可以在寝室里看书。

  没有老师的管束,学生们早早地上了床,偎在被子里,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毛泽东倚床而坐,聚精会神地读着罗元鲲老师借给他的史书,其神情的专注犹如置身于无人之境,连同学们发出的阵阵说笑声,他都浑然不觉。他和罗先生已经商定,计划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二十四史,读完一本归还一本,再重新借。为了按期归还借阅的书籍,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不停读书,连这数九寒冬也不例外。

  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很快过去了,熄灯的号声阵阵传来,毛泽东急忙起床,把自己仅有的衣裤全穿上,像往常一样来到茶炉室借光看书。谁知到这里看书不久,茶房老头因为天气寒冷,关门熄灯睡觉去了。他只好又走到走廊的灯光下继续夜读。

  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不一会儿手也麻了,脚也僵了。这时,他的目光被走廊的木柱子旁的一口水缸吸引住了。这是夏天给学生盛茶水的,现在已经不用了。水缸上翘着一根棍子,它是用来舀水的竹勺把。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他不禁笑了起来,惊喜地走到水缸边,把这个废置不用的竹水勺,从已结薄冰的水缸里取出来,又用力将竹把拔掉。尔后,他如获至宝似地飞快向宿舍跑去。

  他轻轻地推门走进寝室,从床底下端出一盏小油灯来。他把竹筒和油灯比试了一下,这竹筒直径大约十几厘米,比油灯盏略大一些。他划了一根火柴把油灯点着,然后再把竹筒罩了上去。嗨,太好了!灯光被罩住了,只有一小束光线从原先安把的孔洞里透了出来,这样既能照明,又可防止风将灯吹灭,还不会妨碍其他同学休息。

  就这样,毛泽东伴随着这盏“特制”的竹筒罩子灯,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读完了罗元鲲先生慷慨借给的二十四史和楚辞、汉赋等文史巨著……笔者想在这里附带说明的是,自从在第一师范罗元鲲先生处借阅到二十四史后,毛泽东对这套内容浩繁的史书一直情有独钟。据悉,直到建国后,这部书仍被毛泽东列为最喜欢阅读的书目之一。在中南海故居的藏书里,就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史书他生前反复看过多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番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将书中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名篇,就是由于他的评价和推荐而广为传播。文中关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警句,曾为党内同志引为箴规之言。

  毛泽东在“古为今用”思想指导下,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语,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的则是党的某一方面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部《二十四史》,同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这样密不可分,并在他的读书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老师罗元鲲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新化县志》载:罗元鲲“在一师任教期间,适逢毛泽东就读该校,罗对毛极为器重,师生情谊甚笃。”的确,在并入第一师范后长达四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和老师罗元鲲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师生感情。罗元鲲不仅在读书做学问上谆谆教诲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也同自己喜爱的学生是相通的。

  在1915年一师发生的那场轰动长沙城的学潮中,毛泽东执笔草拟《驱张宣言》,历数校长张干在办学当中的一些过错,因而被校方所不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毛泽东。罗元鲲同张干平常在私交上很好,但他这次却不同意老朋友的做法。在学校教职员会议上,他站出来为毛泽东说话,与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先生一道竭力为毛泽东担保,使张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收回成命。

  同年秋天,袁世凯为了爬上皇帝的宝座,指使他的爪牙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闹剧。奉袁世凯之命督湘的反动军阀汤芗铭,勾结湖南劣绅成立了“筹安分会”。对这股复辟逆流,一师师生们十分愤慨,同“劝进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元鲲和徐特立、毛泽东等进步师生,专门编辑了一本反袁的小册子——《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在长沙城广为散发,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搞专制独裁的丑恶嘴脸,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次年初,全国各地反帝倒袁的斗争蓬勃兴起。是时,罗元鲲的新化同乡和好友曾继梧(字凤岗)出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因赏识罗元鲲的才华,特邀请他前去辅助。罗元鲲一是为了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战斗行列,二是出于对继张干之后几任校长在学校推行封建复古教育的强烈不满,同意了曾继梧的入幕请求,离开了第一师范,担任了湖南省都督府和陆军第一军军部的机要秘书,成为了曾继梧的高级幕僚。

  罗元鲲在曾继梧处干了数月后,亲眼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和尔虞我诈,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热情,萌生了退出军界重新事教的念头。后来,他怕曾继梧不允,便悄悄地取出简单的行李,不辞而别了。曾继梧知晓后找到他,问:“翰溟兄为何不同弟招呼一声,便径自去了呀!倘若嫌职位不高,可容弟再作道理嘛!”罗元鲲淡然答道:“我是个教书的命,官我可是做不来的,现在找你要事干的人很多,不如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我仍去干我份内的事罢。”曾继梧闻言,只好无可奈何地由他去了。后来,他回到一师和毛泽东等关系亲近的学生谈及此事说,学校只是保守落后,而官场则是腐败反动,只有兴办教育、改良道德人心才是正业。他由此教导毛泽东,应当牢记“智者不取非其求,廉者不取非其有”的古训,安安心心地读好书,掌握真正的本领,将来做一些对国家和民众有益的事情。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了井冈山,自此毛泽东与罗元鲲便隔绝了音讯,但在心中一直怀念这位给过自己帮助的老师。罗元鲲更是十分惦念毛泽东,时常向家人提起毛泽东,夸赞他“有抱负、有才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全国解放后,在湖南省长沙市妙高峰中学任教的罗元鲲,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的消息,甚感高兴。

  罗元鲲十分想念和深深敬重毛泽东——这位当年的得意门生。当下他挥笔给毛泽东去信,述说了自己和原一师老校长张干的近况。毛泽东接到来信后,知道了昔日师长的情况,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老师的清贫感到同情。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托他派人前去慰问老师罗元鲲和张干诸位先生。信中说:

  张次、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王首道接信后,很快派人前往慰问罗元鲲和张干,妥善安顿了两位“教育界老人”的晚年工作和生活。

  1952年,毛泽东去信邀请罗元鲲、张干一同赴京相见。9月21日下午,罗元鲲、张干应邀来到北京。

  这次师生久别重逢,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始终对老师们尽到了尊敬礼让、躬谨谦和的弟子之礼。

  这天,当接罗元鲲和张干的轿车驶进丰泽园时,早就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即刻笑盈盈地走上前去,同师友们一一亲切握手,并致问候。将客人请进客厅后,他一定要罗元鲲和张干等坐上座,自己坐在下座。

  叙谈间,毛泽东又把李敏、李讷这些孩子们喊出来,介绍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嘛!”他接着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笑了。顿时,师友之间的拘谨气氛全消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

  毛泽东又说:“次先生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他眼里噙满泪水,终于向毛泽东说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语:“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

  毛泽东缓缓地摆摆手,说:“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陈年旧事,过去就算了,不要再提它了。”

  随即,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起罗元鲲先生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罗元鲲因小有家资,当地有人主张将他的成分划为地主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您解放前一直是靠知识、靠教书吃饭的,还受了不少苦,属劳动人民,给您把成分定那么高不公道,您是自食其力嘛!”后来,当罗元鲲离京回乡时,他专门给老师亲笔题写了“力食居”三个字,并允其作为家宅的匾额,以此肯定罗元鲲“自食其力”的历史,并对老师寄寓了用劳动创造新生活的厚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引用了这句古诗,继续说:“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

  罗元鲲和张干等听了,深受感动。

  末了,毛泽东对几位老师说:“你们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当优待,照送薪水。”罗元鲲闻言,更加感激莫名,他给毛泽东敬了一杯酒。

  午餐过后,毛泽东陪同罗元鲲等师友一道参观游览了中南海,直至尽兴方散。

  罗元鲲和张干在北京逗留了近一个半月,政务院派出专人陪同他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观看了国庆阅兵和节日焰火,乘飞机俯瞰了首都风光。毛泽东还委派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为他们检查了身体。他们在第一师范任教的同事徐特立还专程探望了他们,并请他们吃了饭。

  10月19日,李漱清和邹普勋要去见毛泽东,罗元鲲赶紧写上一封信,并将自己的自传和所著《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托李漱清代交给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给罗元鲲回了信。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旅安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罗元鲲读后,为毛泽东的谦恭和尊师之举而备受感动。

  11月3日,毛泽东派车接罗元鲲及张干、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请几位师友一起合影留念,毛泽东站在中间,李漱清、邹普勋站在右边,罗元鲲和张干站在左边,留下了一张美好难忘的纪念照。

  罗元鲲离京返湘后,终因年迈体弱一病不起。1953年岁末,他带着无限的满足,在长沙溘然辞世,终年71岁。毛泽东闻知老师逝世的消息后,从北京托老同学周世钊带去500元现金,以示悼仪。毛泽东的一往深情,罗元鲲在九泉之下,当会感到无限欣慰……



十八、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毛泽东和黎锦熙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11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銮,字松庵,前清举人,终身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黎锦熙4岁时,父亲便为他请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10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16岁。

  1906年,年方17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辗转迁延,其时已19岁。

  这时,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开创了共和纪元。但政见纷纭,百废待举。1912年,黎锦熙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谲,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每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帝制派窃据时政,报纸又被查封,乃改《湖南大公报》。这段时间,他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充分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

  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来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尤其是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他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平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据黎先生的夫人贺澹江女士回忆,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黎还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个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对这段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

  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也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不喜欢换新的,却要补了再穿,说旧衣服舒适。他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除了众多弟妹常得到他的资助外,其他亲友、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影响着他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他身上反映得更明显些。至今仍陈列在湖南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吃。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深受启发。他不但对学生期望殷切,而且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就曾在多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从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热心,而且非常忠心。对教材教法,他不愿沿袭旧制,而是反复揣摸研究,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他教历史课,把历史年代、人物、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

  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最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七十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关心政治,同情革命,不是那种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始终没有到位。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任。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

  他一生除执教外,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笔耕的结晶。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都堪称一代师表。

  据笔者考证,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等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人中的某位老师关系最好。大抵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秋黎离长赴京,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却一师教职,毛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甚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和杨昌济感情甚好。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回顾道: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4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

  5月9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

  为什么是“稍话”呢?黎锦熙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5月7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9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上。”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看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甫处,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

  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偕。

  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9月1日创刊,同时我动身来北京……

  从以上日记及《毛主席六札纪事》中的部分回忆,可以看到在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六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

  之二:疏通误会。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是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隶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个机构是主管研究探讨有关国语运动的学术问题的,不同其他行政部门。黎锦熙在该会充任“委员”,除了为谋生计必需一个社会职业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当局想凭借专家学者的声望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心理,来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之三:坦露心曲。

  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这样的教育制度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发生矛盾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特别是在1915年因发动“学潮”被校长张干“记过”之后,他更感到不愿在一师再呆下去。但是,对这样大的事情作出决定,他觉得还是应事先同信得过的人商量以后再说。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杨昌济先生,当即受到了杨先生的劝阻。尔后,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是在上述这封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向老师通报了他为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的事。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之四:切磋学术。

  1919年9月,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他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否则“教育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以求不谋而合。这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老师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任重致远。他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

  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天

  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图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纹,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之六:商筹人生大计。

  在是否出国留学这样关系到人生道路抉择的大事上,毛泽东也曾写信征询过黎锦熙的看法。

  早年的毛泽东是主张出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提出学会要向外发展。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认为“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到日本等国去留学。

  那么,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出国领略外面的世界呢?据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当时出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希望他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三是毛泽东特地征询黎锦熙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最后下决心留在国内的。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家中作客,1919年的春节,就是同黎锦熙及家人一起度过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送给毛泽东提意见,同时对毛泽东是否出洋的事也商量讨论过。黎锦熙日后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回忆:当时,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研究本国问题”,这一观点与黎锦熙的一贯思想十分吻合,所以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黎先生的赞同。

  自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任教始,到1976年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并未见因此而淡薄。六十多年间,他们的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极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人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1915年,黎锦熙到北京任职后,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们之间书信不断,或互报平安,或交流思想,相互之间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加深。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到北大旁听学习。这期间,据萧三回忆说,毛泽东“常到黎先生家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阴历年时,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烟筒胡同4号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过年,师生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191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这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毛泽东即以全部爱国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宣传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在监印第四期时,毛泽东又和往常一样,将刚印出的第一份刊物装入信封,亲自写好地址去邮局寄往北京。没料到,他刚刚离去,湖南军阀就派人查抄了已印好的这期《湘江评论》,并全部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谈及当时的情况:“《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加上增刊,第四期便是第五期,故有‘第五号被禁停刊’之语——引者注)。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收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延续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即刻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在这里,黎锦熙发现毛泽东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言谈中毛泽东还要黎锦熙也看一看这本书。不久,毛泽东又去上海,从此天各一方,甚至音讯也渺茫了。然而,黎锦熙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反对党”——共产党;再后来,又传闻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有一阵子,报上还宣传“朱毛赤匪被剿灭了”。听了这些消息,黎锦熙格外为老友的安全担忧,也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打这以后,他保存的毛泽东“六札”墨宝,便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每当思友心切时,读一读那字迹遒劲、学问渊博的书信,一师那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便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感觉到与毛泽东近了,心胸便得到了慰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他想等到那一天,一定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黎锦熙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收到这份异常珍贵的礼物,毛泽东特别高兴,对黎锦熙连声道谢。

  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进北京城。刚刚住下不久,毛泽东从中共北平市委有关同志那里得悉,黎锦熙等知名学者都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的双眼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1919年北京一别,整整30年,两位挚友未曾见过面,这怎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在场的人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人氏齐白石一同请去。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他一起泛舟共赏。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前往代为看望,常常捎去自己的一些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属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1951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作为“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黎锦熙,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半月左右,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有一天晚上,看郝寿臣演出武打戏,黎锦熙和叶圣陶、老舍等人被安排在毛泽东后一排就坐,演出间隙,毛泽东不时回过头来向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点头致意。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黎锦熙感到无比高兴。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据说,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53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并附有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查收,此致敬礼!”来人还转告了毛泽东的问候,望他多多进补,保重身体。这些关怀,黎锦熙不胜感激。

  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早在1950年黎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时,曾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快回信加以肯定,他在信中说:

  邵西先生: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干扰使黎锦熙也受到冲击,毛泽东和周恩来旋即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黎锦熙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要去抄黎的家,更不许去批斗他。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对此,黎锦熙曾于1973年元旦,以高兴和调侃的心情作《四合房即事》诗,以志庆贺。诗云:

  南斋门设且常关,北门锁钥谁堪属?

  北房中作办公厅,两头耳房供住宿;

  西房一室客厅虚,东南五间书库实。

  五车昨已汗牛来,万卷今犹充栋积。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加倍地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在思想感情上更贴近人民,更贴近时代,为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成功感到欢欣鼓舞。

  早在1962年,国内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黎锦熙和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词: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辱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保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词中,他浮想联翩,超脱九天之上,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保垒”东风正在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喝斥“谁在张弓学射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立即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只惜吴刚不炼钢,明月千古冷天堂。

  昨夜寰宇歌声动,争取红星斗列强。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多么激动和喜悦;对列强,是多么的蔑视!

  黎锦熙,他不仅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1952年,他撰写《毛主席六札纪事》,回忆毛泽东在一师刻苦学习、为革命储备力量的情况。1958年,出版《〈实践论〉语法图解》,以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1967年,他不顾78岁高龄,热情接待关于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各地来访者,并著《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1968年,完成《〈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一书,从分析《矛盾论》的章句入手,帮助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全文的内容。1974年,校补《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1977年,撰写《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的部分革命活动》。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先是年初周恩来逝世,他在悲痛中赋了“周总理哀辞”一首,以为悼念。

  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这对他震动更大,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身体更加衰弱了。

  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89岁。

  

  

十九、风仪师友志同道合——毛泽东和方维夏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思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

  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出生于1879年,年长毛泽东18岁,湖北平江人氏。他于1906年9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后考入湖南一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师;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主任,直至1920年离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近5年的学监主任,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为第一师范民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乃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抨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

  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自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5年的师范学生生活中与之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基础。

  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1912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师,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预科二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头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竽园”组织了长沙宏文编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同学常去该社,或是参加哲学学习研究,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东修身和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二先生,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3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离、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当时,在一些教师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学校理科教授法……”在《农业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掌握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学校园”是学不到真东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方维夏要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共鸣。毛泽东将平时老师所讲的一些话,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5年9月6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通过老师们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1917年暑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子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英姿!

  但是,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农业、博物教师的方维夏,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梏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中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92条写道:“本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为了防止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这则消息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毛泽东深受方维夏老师的影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这在当时的一师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毛泽东进行修学旅行,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在一师读书期间,“游学”活动有过多次。

  1917年12月,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同学陈绍林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同学陈章甫家专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了解情况。

  1918年夏初,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经浏阳、湘阳、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而返,将沿途的见闻,用生动通俗、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讯教育报》发表。

  毛泽东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是在方维夏的具体安排和支持下进行的。

  1917年夏,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离校。毛泽东没有回家,他打算去作一次长途修学旅行。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方维夏先生时,当即得到了首肯。行前,方先生还特地向毛泽东交待了旅行须注意的事项,并和他一起确定了旅行的线路,然后亲笔给沿途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会写了介绍信,以备在旅行中遇到困难时应急之用。

  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一道,踏上了“游学”的旅途。他们分文未带,只带有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及笔墨盒的布包,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开始了长途跋涉。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余里,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更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仆仆风尘和泥土的芬芳,回到了学校,方维夏看着学生那黝黑的脸庞,翻阅着他带回的那几大本详细记载着五县农村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的日记,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身体,同时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能力。几年当中,他参与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除组建新民学会外,更主要的是主持学友会和创办工人夜校,而这两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活动,又无一不是仰仗方维夏的全力支持。

  1913年秋,一师创设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后经几度易名,于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确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竞技等多个部门,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设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务一人,主持日常会务,由学监主任兼任;每部设部长、文牍、庶务、会计各一人。

  1917年下学期,学友会进行了新的改组,校长孔昭绶因校务工作繁重和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会长之职,指定方维夏代理会长。这样,原来由方兼任的总务一职即成空缺。

  一师学友会,会长不过由校主要领导挂名而已,实际担负全部领导责任的则是总务,学友会的工作能否抓出成效,与总务的关系很大。因此,校长孔昭绶在确定总务人选的问题上颇费踌躇。

  就在这时,学监主任、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推荐学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

  方维夏的建议,在校长孔昭绶心中激起波澜。他认为,学友会是全面培养锻炼学生的一个园地和开展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校方历来十分重视,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主任及教师充任,尚无学生任职的先例。一旦由学生担此重任,担心工作难以开展。方维夏自1915年就任一师学监主任以来,一直兼任学友会总务,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了解。他向同事们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自1915年下学期以来的四个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牍,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协助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显露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方维夏据此认为,把主持学友会的重任交给毛泽东,是可以放心的。

  方维夏在一师颇孚众望,一向受到校长孔昭绶的倚重。孔校长见他力举毛泽东,也就表示同意了。就这样,从1917年下学期起,毛泽东正式就任学友会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

  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即着手对学友会的机构进行调整。这届学友会共设十五个部,他建议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各部部长。他的理由相当充分:三四年级的学生快要临近毕业了,理应养成组织实际工作的能力和自觉性。方维夏采纳了的这一意见,自此开创了学友会总务及各部部长由学生充任的先例,给学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开始,由于有方维夏这位兼任代理会长的学监主任大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大开绿灯,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

  据一师校志载,1917年10月13日至14日,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新的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学友会工作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会后,方维夏随即签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关于整顿学友会组织、增设“学友会纪事录”、修改会章三个文件。

  遵照方维夏提出的“务实、致用”的办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体会员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这一点与方维夏的思想观念相吻合,他认为要结束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强体魄的人才,他希望通过学友会的各项活动,能培养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他鼓励毛泽东,大胆去闯,在“第二课堂”闯出一条育人的新路来。

  为了在学友会大力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方维夏督促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及其他各部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规划,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由于领导得力,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活跃。据一师校志记载:仅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26日这42天之内,各部活动达64次之多,颇盛一时。

  方维夏很重视毛泽东关于“增设图书馆”的建议,他从学校有限的办学经费中挤出专款,拨给学友会购置大量图书。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学友会购回一批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红》、《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友会图书馆办得井井有条,很有起色。

  方维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家,对文娱体育活动颇具兴趣,因而也是毛泽东在学友会倡导体育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六段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运动体操,方维夏对这项运动项目很欣赏。他认为这项运动集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于一身,很有实用价值,即让毛泽东把六段运动传授给同学们,并以他个人的体会向同学们宣讲体育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规律,以此带动大家持之以恒地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当时,长沙各校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中,没有游泳的项目,甚至有的学校还明令禁止学生到江河、池塘去游泳。方维夏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师长,他知道游泳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学生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体育活动,故从不横加阻止。自学友会成立游泳部以后,他明确指示要“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并在牛头洲专门开辟了一个游泳场所,供会员开展游泳活动。他还督导毛泽东等学友会干部,严密组织领导好每一次游泳活动,保证万无一失。按照他的要求,毛泽东把报名参加游泳的同学编成若干小组,选派水性好、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和纠察,以领导游泳小组的活动,并指导技术和照顾安全。到了夏天,参加游泳的同学多了,毛泽东便请示方维夏同意,通知伙房每日晚餐留出数桌饭菜,推迟两个钟头开饭,好让同学们在游泳尽兴归来之后,能吃到热饭热菜。这样,一师在继“乒乓狂云”和“足球热”之后,又出现了游泳高潮。

  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方维夏不仅全力支持他开展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时向他传授工作方法、组织策略。他常常对毛泽东讲:组一个团体办一件大事,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要善于发挥众人之长,集众人之智慧,正所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毛泽东:在同学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挥、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毛泽东把这些金玉良言工工整整地抄入《讲堂录》,当作座右铭。谨记老师的教导,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中,尽力做到发挥各人所长,如对于长于语言文字的学友,分配到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便让其参加教育研究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毛泽东仍被同学们推举为学友会总务,协助会长方维夏工作。但这年四五月间北方军阀占领长沙,学校成为囤兵之所,大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学友会的活动遂告一段落。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校方后,即向方维夏复命述职。方维夏对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所做的创造性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嘱咐学生“切将本届会务活动成功之经验留下来、传下去”。毛泽东遵照老师的嘱托,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学友会工作的体会,对今后的学友会工作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书面意见,最后,他向未来的校友寄予了殷切希望:“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诚而已。”然后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呈送给了方维夏。

  毛泽东终于结束了在学友会的工作。可是,这段经历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方维夏的引导下,毛泽东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社会活动家的优良品质和非凡才干。

  毛泽东和方维夏共同主办工人夜学,是在1917年的秋天。这是他俩主政学友会期间所办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非常同情工友没有文化遭受欺凌的境况,在他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通过对过去主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即主动向学监主任兼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请缨,由三、四年级学生来办夜校。并由他直接负责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方维夏觉得毛泽东的设想不失为大胆创新之举,同意由毛泽东先行拟出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提交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通过。

  1917年10月底,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本届学友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专项讨论举办工人夜学的有关事宜。在会上,毛泽东首先道出了倡议主办夜学的原因:即改变现时学校与社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相互不信任的状况,使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使学校与社会团结一致,真正实现“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

  听了毛泽东的话,方维夏不由自主地带头鼓掌致意。从毛泽东力举开办工人夜学的举动中,他看到这个学生的不凡——不是一个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的人,而善于把自己远大的理想与眼前每一细小、实在的步骤紧连在一起,去付诸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是成大器者所具备的素质。他由此感到,作为学校的学监主任和一名资深教师,完全有责任为这样的有志者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更好的活动天地。于是,他率先对在坐的教职员和学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学讲得好哇!我们中国孱弱不堪,数十年遭受外侮,这与国民素质太差不无关系。老百姓不识字,无知识,多是愚昧之辈,哪有能力保护国家呢?要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国力,尚须靠我辈学人不懈努力!所以,对毛泽东同学的提议我是完全的同意,并将为之不遗余力!”方维夏一席恳切的话语,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当即形成决议: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主办工人夜学。

  办学决定一经形成,毛泽东马上着手组织准备。10月30日,他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广告运用生动而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

  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方维夏是最先看到这份广告的人。毛泽东将《夜学招生广告》草拟好后,用毛笔誊写了一遍,送给老师修改润色。读着这平白如话、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透过这篇短短四百多字,他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一片为因贫困而失学的工人兄弟排忧解难的火热心肠!

  这则广告,由方维夏主持的宏文图书社印刷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就带着它挨家挨户去动员。那些失学的工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中国工人自从诞生之日起,何曾见过来自读书人如此亲切和诚挚的关心?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多人来报名,后来又增加到三百多人,而且还有许多人要求增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时,把它形容为“如嗷嗷之待哺也”。

  经过方维夏的精心组织和毛泽东及有关同学的认真筹备,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了!11月9日晚,方维夏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

  逐条作了解释。方维夏在致辞中满腔热忱地赞扬了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失学工友进夜校学习,要求担任夜学教师的一师师生,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办好夜学,希望通过主办工人夜学,增强学生与劳工的联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

  为了办好夜学,也为方维夏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探讨教学方法,对关于教学质量的大小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和妥贴,而且做到事无巨细,每必亲躬。

  这年年底,一师放寒假,夜校第一期也随之结束。12月24日,方维夏和毛泽东召开夜校工作总结会,宴请所有义务参加夜学教育的一师师生,以致答谢。同时,对那些认真学习,成绩突出的学员,给予了奖励,以示鼓励。

  1918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按照方维夏的意思,毛泽东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举办工人夜学事宜。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文章于3月19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内容具体、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长沙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数月以后,毛泽东这一届学生毕业离校,他同方维夏共同举办工人夜学的这段色彩缤纷的生活也告结束。但是,工人夜学这株经进步师生共同培植起来的新苗,却依然在茁壮成长。

  举办工人夜学,是方维夏和毛泽东师生之间的一次成功合作。从客观上讲,方维夏这位当时的湖南省现补议员,要想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通过举办工人夜学这一举措,推行自己“民本教育”的构想,就无可选择地要依靠毛泽东这样的既有远大抱负又有实干精神的热血青年协助;而从另一角度讲,如果不是方维夏这样的好老师对毛泽东组织才干的赏识,对他主办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扶助,提供极大便利的话,毛泽东就不可能在学生时代找到一个最初从事社会活动的舞台。通过举办工人夜学,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人物互选”是一师根据“校章”而举办的一项全校性活动,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学业和操行,促使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

  这次活动由学监主任方维夏具体组织实施。选举内容包括德、智、体三方面,选举办法是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一人,被选对象不限于本班,但票中列举的项目必须名实相符。

  为了引导这一活动健康地开展,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给全校学生树立学习的楷模,方维夏在选举前曾亲临各班,向师生宣讲开展“人物互选”的意义和目的,表扬毛泽东、周世钊等优秀学生的事迹,希望各班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下,评选出像他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

  方维夏这样做,绝不是偏爱毛泽东,而是出自于对这个学生的深刻了解。的确,在一师学生眼里,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渊博的学识,顽强的意志,探求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执着精神,以及非凡的胆识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使之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被誉为“特殊学生”、“奇才”、“伟器”。

  对于这样一位品学皆优、有口皆碑的好学生,方维夏怎么不希望通过由他亲自主持的“人物互选”这一具有“民意测验”性质的活动,使其让更多的学生所了解、来学习呢?

  毛泽东终未辜负老师的愿望,“人物互选”的结果表明,他不愧为一师最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这次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中,毛泽东得49票,名列当选为新闻人物的34人之首。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二项达标,唯独毛泽东三项都很拔尖。在德、智、体三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也是他票数最全,按考察内容他独得六项优秀,其中“语言”、“敦品”两项为全校之冠,“胆识”一项为他所独有。

  总评时,方维夏综合全体师生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了几条精到的评语。具体内容是:敦品为“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为“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从上述评语中,可见方维夏对毛泽东的器重与褒奖。

  1918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他在那里长达五年半的学习。

  一年多以后,身为省议员的方维夏,被新任湖南省长谭延聘任为省教育司长,也告别了第一师范。

  此间,毛泽东为探求真理曾两度进京和赴沪,同方维夏有过一个时期的小别。1920年秋,他出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又得以时常聆教于老师的门下。这期间,作为全省教育主管官员的方维夏,在工作上给予毛泽东许多指导与支持;而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这些马克思主义播种者的熏陶,已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人生信仰,并开始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老师方维夏,从而形成了他们之间日后那种既为师生、又是战友的特殊关系。

  1920年7月,毛泽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湖南“驱张运动”的影响,深感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必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他筹划创办一个以推销马列主义书籍、报刊为主的书社。在一次去省教育司看望方维夏时,毛泽东谈了创办书社的想法,方维夏听后极为赞赏,表示愿意领衔联络长沙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参与集资,保证书社如期开办。他们还一起商定了创办书社的具体事宜,将书社定名为“文化书社”。

  为了向社会宣传文化书社,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经方维夏推荐,先后在湖南数家报纸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中用生动的语言写道:“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会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8月中旬,文化书社正式开业了。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方维夏和参与投资的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姜济寰、朱剑凡、易培基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担任经理。

  在方维夏等社会名流的扶持和毛泽东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文化书社的发展十分迅速。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其中与恽代英等办的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通过这条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大量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流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后来,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更是大量推销到湖南及全国各地,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建党后,文化书社及其平江、浏阳、衡阳、宁乡、武冈、宝庆、溆甫等七个分社,又承担了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的场所、周转革命活动经费、培养革命干部的作用。1927年“马日事变”后,文化书社被何健等新军阀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发扬光大。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按照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积极筹备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同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彭璜等人商议:借助方维夏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联络部分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得到了方维夏的热烈响应和全力支持。1920年8月22日,方维夏出面借用长沙县知事公署的会议室,召开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和湖南长沙县知事姜济寰、省教育司司长方维夏、一师校长易培基等湖南政界、学界名人聚集一堂,共商创设该会的大计。经过一番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形成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确立“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员赴俄从事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推举毛泽东、何叔衡、包道平等人为筹备员,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俄罗斯研究会终于宣告成立。9月16日,在文化书社举行成立大会,方维夏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任书记干事。

  在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进步活动中,方维夏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也开始了根本转变。1924年,已届天命之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根本转折。

  方维夏入党后,党组织鉴于他在湖南的名望和与国民党元老、原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过从甚密的情况,派他进入湘军担任政训部主任,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的战斗。

  1935年春,方维夏率领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到湖南开辟游击区,与湘东地方游击武装一起坚持革命斗争。不久,蔡会文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红军战士转移到湘南,与方维夏的部队会师八面山,建立了八面山游击根据地,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边特委,方维夏担任宣传部长。同年10月,游击支队被敌人围困,蔡会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方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遭到他的痛斥。最后,敌人下了毒手……

  方维夏英雄就义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的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不禁悲泪长流,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道:“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力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呀!”

  是的,方维夏的一生无愧于他的学生——伟人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

 

                                   

二十、“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毛泽东和王立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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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进第一师范时的毛泽东,在当时的学校当局眼里,是一个好与“坏”都很突出、优与差同样明显的“复杂型”学生——他是个志向远大,品行端正的学生,但有时又是个不服管理,难以约束的“刺头”;他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是个发奋踔厉的“苦读生”,但有些课又懒得去听讲,因而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的后面……他是一名颇有争议的学生。

  碰上这种情况,最难办的是任课老师。这不,这样棘手的事,偏偏让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的数学教师王立庵撞着了!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成绩突出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那一手兰亭体小楷和作文,更是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王立庵的同事和邻居、八班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就经常在他面前念叨:毛润之是他任教数十年来仅见的好学生。袁先生特别欣赏毛泽东那种勤学苦练的读书精神,称赞他“大有颜子箪瓢与范公画粥之风,犹如车胤、孙康转世。”袁仲谦是和毛泽东一同从四师转到一师来的,又一直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的话自然很有权威性。王立庵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讲自己的得意门生,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也为自己任教的班级里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高兴。

  可是,时间一长,王立庵便对袁先生的话“不敢恭维”了。这个毛泽东真叫他感到有些失望,几次数学测试成绩都很不理想,有一次还不足60分,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王先生原以为,毛泽东是逻辑思维不发达,对有些严密的数学问题弄不懂。他想,做学生的谁不想考好成绩呢?既然确实成绩上不来,只好慢慢给他“吃小灶”,逐步提高罢了。

  但是,王立庵后来发现,影响毛泽东数学成绩的,不是智商,而是学习态度——他学数学很不用心,常常把他喜爱的书籍,如《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等带到课堂去看,你讲你的,他看他的。还有几回,他干脆不来课堂听讲,让同学周世钊代为请假,说是“病了”。

  一次,王立庵信以为真,特地来到学生寝室去看毛泽东,见他不在。恰好碰上一位值班的教师,一打听得知他到自修室去了。当时,正是1915年的初春,外面飘起了冷飕飕的麻风细雨,王先生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第八班自修室。自修室冷清清、空荡荡的,毛泽东就坐在临窗的那张桌子面前,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什么书,只见他读到精要处,还打开笔记本,认真地摘录起来……

  王立庵在一师教师中,是有名的宽厚人,有时甚至厚道得有些婆婆他*的。但他又是公认的有见地的“明白人”,教学生也极负责任,从不马虎和敷衍塞责。此刻,他窥见了毛泽东请病假的“秘密”,不免对毛泽东蒙哄老师的行为有些生气,呼吸也粗重起来。

  毛泽东感到背后有喘息声,他转头一看,原来是王立庵先生,只见他面色微红,表情严肃,默默地站在旁边。毛泽东急忙站起来打招呼:“王先生!”“嗯!”王立庵情绪平静了些,他略带笑容地说:“润之,听说你生病,我来看看。”见毛泽东一窘,他紧接着关切地轻声询问:“好些了吗?”“先生……”王立庵好像明白学生要说什么,忙用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坐下吧!”他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没有坐,仍旧恭恭敬敬地站着,似乎是等待着先生的训斥。王立庵只好移过一张凳子,自己先坐下来,然后默默地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身穿青色斜纹布学生装,里面没有棉衣,显得十分单薄,一双手冻得红红的,手背上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看到这里,一股难以抑制的怜爱之情,突然涌上王立庵的心头。“天气这般寒冷,毛泽东仍能独自一人专心在自修室读书,看来他绝非那种懒惰的学生!”王立庵暗自琢磨,“可是,今天称病不上数学课又作何解释呢?”他又自问道。

  王立庵那温和善良的目光,又移到自修桌上。

  毛泽东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书,一副笔砚,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字还墨迹未干。他问道:“你在看什么书?可以让我看看吗?”毛泽东点点头,连忙把那本书和自己的笔记本一起拿过来,交给了王先生。

  王立庵接过来一看,那本书是《读史方舆纪要》,他只看了一下封面便放在一边,倒是十分注意地看那本读书笔记。那是一个九行的直线本,扉页的正中间,用端庄俊逸的“兰亭体”竖写了《讲堂录》三个大字,内容一部分是听国文和修身课的笔记,一部分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叫“随感录”。笔记的范围相当广泛,大都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从这个笔记本看,毛泽东把注意力摆在社会科学方面,而对于自然科学,却不很重视。

  看到这里,王立庵轻轻地合上了笔记,又重望着毛泽东,望了好久,以致毛泽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实话,王立庵的思想是矛盾和复杂的,他不得不承认袁仲谦老夫子识人的眼力,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勤勉好学的学生;但他又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恼火,毛泽东这样不重视数学的学习,不要说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章程不相符合,就是以适用的观点来看,这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从事教育职业也是有碍的。对这样的事情,王立庵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他决意要“敲打”对方一下。不过按他的一贯作风来讲,他不愿对学生疾言厉色,而总是循循诱导。他想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说得明白的,必须好好跟学生谈谈。他从大襟里面掏出怀表看了看说:“润之,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讲一堂课。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下星期天我在家里等你,你看行吗?”

  毛泽东知道王立庵住在“李氏芋园”,就在袁仲谦先生的隔壁,而他是常去袁先生家请教学问的。于是,便点头答应说:“好的,届时我一定来。”

  自从那天毛泽东称病不上数学课的事发生后,王立庵的心情一直不很平静。他想做做毛泽东的工作,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心里底数不足。他想全面摸一摸毛泽东的学习情况,听听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后再说。

  正好,第二天下午,学校举行教务工作会议。散会后,王立庵个别征询了一下英语和美术课两位任课老师对毛泽东的看法。英语老师反映,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还是重视的,只是他地方口音太重,发音不太准确,口语的成绩受到影响,但据说他经常利用早上的时间在练习。美术课老师则说:毛泽东根本就对美术课没兴趣,更谈不上重视这门功课。让他画画,他总是一挥而就,画个椭圆形,说是学“达·芬奇画蛋”;画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个半圆,说是表现“半壁见海日”,往先生那里一交了事……

  听了两位任课老师的情况介绍以后,王立庵感到心情沉重起来,看来毛泽东偏科的毛病十分突出,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程度。不然,将来很可能影响他顺利毕业和谋职。作为他的老师,有责任帮他指出缺点,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引引路。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往第八班教室走去——他要再找几位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同学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毛泽东平时的学习情况,摸清他的思想脉搏,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来到八班教室,他让人叫出周世钊,周世钊胆子较小,见王立庵先生找他,以为是昨天帮毛泽东请“病”假的事被先生怪罪,早已急得脸色通红。他对王立庵解释说:“王先生,昨天的事是润之让我那样跟您说的……”“元,昨天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问一问润之平时的学习情况,比如,他平时都干些什么,爱看些什么书,等等。你来跟我说说好吗?”说着,他把周世钊带到他的办公室。

  见先生毫无责备他的意思,周世钊感到轻松了些。他平时同毛泽东关系最要好,听老师找自己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便不失时机地为好朋友说话:“王先生,毛泽东绝非那种贪闲偷懒之人,昨天的事确实是出自偶然。若论他平时的学习劲头,那可是我辈望尘莫及的呵!”

  “毛泽东最喜欢些什么课程呢?他平时抽出这么多时间,都读些什么书呢?”王立庵问周世钊。

  “他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现在又开始研究哲学。他爱读的书很多,主要是古籍,从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和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认真研读过。他读过的书,我这一辈子怕也是看不完的!”

  “元,你可知道:毛润之对学习有些课程——比如说数学的基本态度?”王立庵又委婉地问。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周世钊思考一下,接着说:“不过,润之说过,我们学校的课程太多,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学与用脱节,教学方法也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了,常常把人累得疲于奔命,然而对所学的许多课程却是一知半解。因此,他说学校的课程设置像杂货摊。”

  “杂货摊?!”王立庵觉得又新鲜又诧异,一个低年级师范生,竟然对学校教育体制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尖刻而又形象的比喻,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事,大概只有这个毛泽东,才能做到这一点。

  王立庵陷入了沉思。反差,巨大的反差——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取的不同态度;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褒贬不一的品评;还有自己在昨天看到的那个既称病不上课,而又不畏寒冷躲到自修室认真读书的判若两人的毛泽东……这一切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强烈,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可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可是,什么是形成这些反差的真正原因呢?王立庵冥思苦想着。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个严于律己、敦品力学的学生,以自己数十年教学和做人的经验观之,像他这样的人,每干一件事总是会深思熟虑的。他既然放弃对自然科学的钻研,而专攻文、史、哲,那么总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这个原因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他树立的志向和选择的奋斗目标与现今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旦这种矛盾冲突尖锐化时,有着特殊性格的毛泽东,只能是摒弃一切羁绊,向他认准的目标迈进。

  想到这里,王立庵感到自己总算摸着毛泽东的“脉”了。但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谜只有等毛泽东本人来解了。于是,便对周世钊说:“元,时候不早了,你去吧!”“好的。”周世钊起身向先生告辞。

  送走了周世钊以后,王立庵伸了伸腰,作了个深呼吸,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

  早晨的芋园,显得特别幽静。先生们忙了一个星期的教学,难得有这么个歇息的机会。毛泽东怕打扰了王立庵先生,在花园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才来到王先生家。

  王立庵也起得很早,他正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着毛泽东。见他来了,忙把他迎进书房里面。

  毛泽东趁王立庵正在泡茶的机会,打量起书房的布置来,书房里除北面墙挂了一幅山水画外,东西两堵墙壁,被一排落地大书柜遮住了,玻璃橱内,摆满了许多数理化书籍,也有不少厚厚的线装古书,还有些外文书。毛泽东早就听人讲,王先生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不仅对数理化精通,就是对文学和历史也有研究,被一些老师谓之“通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润之,”王立庵给毛泽东倒上一杯茶,打开了话题:“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以我近日观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太偏重于文科了呢,对于其他学科,你钻研得怎么样呀?”

  毛泽东抬头望着王先生,只见他穿一件青洋布面料棉长袍,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宽阔的前额上爬满了许多皱纹,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和蔼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切和崇敬的感觉。此刻,他正用敦厚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顿时消除了拘谨,坦率地承认说:“王先生,我是在注意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先改变天下的民心,再才能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

  “你说的道理很对!社会科学是得下苦功钻研,但数学、图画等课也很重要呀!你想过没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某个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师,那么,数学、图画这些课还开不开呢?若是开这些课,你不会,岂不误人子弟!若不开这些课,别人又怎么能聘用你呢?”

  “是的,先生!师范学校的学生,一出去就要当小学教师,大概是什么都要懂一点。正因为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繁杂,将近30门学科,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的流逝,实在令人心痛啊!”

  王立庵听了,心里怔了一下,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学生:“是这样吗?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

  王立庵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上,他感叹着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立庵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已经21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王立庵又好气又好笑:“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教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孔子讲‘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提倡世人都要待到老之将至再去学习,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不自弃,尔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的。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王立庵的话掷地有声,余音萦绕在耳,使毛泽东感到心头一震。他思忖:先生说的是极对的,可自己心里的话也得向先生讲一讲,相互沟通沟通,或许能找到契合点。

  于是,毛泽东恳切地说:“先生,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21年,还有几个21年呢?不能再白白地浪费青春了。难道说,要待到腰弯背驼时,再来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吗?!”说到此处,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了。

  王立庵被强烈震动了!他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肺腑之言,心情实在不能平静。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半晌没有说话。他想: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想到这里,他真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虽是你的先生,看来还没有真正了解你。你应该有你的选择,别人不能苛求于你,只要是认准了的路,你就坚决走下去吧!”

  “先生……”毛泽东没想到王立庵这样理解和支持他,而且态度又是这般恳切,心里很是感激。

  他怎能不感激呢!?说心里话,他太需要理解与支持了。在第一师范,既有一批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先生,也有一些比较保守,苛求于人的先生。他毛泽东平素听到的不是溢美之言,便是尖酸刻薄之辞,有的夸他是“异材”,有的说他是“怪人”,甚至还有的因他常常有违校规,视之为“害群之马”,“毫无可塑之望”,建议学校开除他!相比之下,像王先生这样既有逆耳忠言,又是真正爱护他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捞薪水、混日子的老师比比皆是,有几多像王先生这样真心诚意地为学生的学业着想,为学生的前途设计的呢?也是他毛泽东三生有幸,求学以来总是遇上这样些好老师、好人!自己如不努力钻研文化知识,力争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有何面目对老师呢?!王立庵手抚毛泽东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在你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就应另当别论。老实说,一师的课程的确太繁杂了;论深浅程度,也只适合于十几岁的少年。你今年21岁了,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你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可以专攻一门了。有些课程对你来说,显然是不重要的。而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探索宇宙之大本大源,却是十分必要的。从现在开始,赶快加紧努力吧,再也不要延误了。有什么难处,我当竭尽所能帮助你!”

  毛泽东感到心头一热,他向王立庵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先生!”

  光阴似箭,春去夏来。1915年的上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

  “布告栏”里贴出一则消息:各班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毛泽东收拾停当之后,去邀家住湘乡的学友萧子升一道回家。萧子升告诉他,已决定不回家了。当毛泽东了解到萧子升留校是为了补习代数、几何、英语等课程的意图后,也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决定留在学校,一方面自修—下哲学,同时也请数学教员王立庵给自己补补数学课。

  在校长的准许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及同班同学陈昌,一起留在学校。毛泽东把留校的事和补习数学的想法告诉了王立庵,王先生很是欣喜。他对毛泽东说:“润之,来补习吧!正好我假期闲着呢。”

  这以后,毛泽东每天早晚在学校读书,上午和下午便来到“李氏芋园”听王先生讲数学课,中午就在王家吃午饭。

  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往返于一师和“李氏芋园”之间,要走很远的路程,很是辛苦,加之天气炎热,既吃不好,又睡不安,就和同事黎锦熙商量,让毛泽东和陈昌一起搬到“李氏芋园”的《公言》杂志社内寄宿。这个暑期,毛泽东在“李氏芋园”住了两个多月,直到新学期快要开学时,才在王先生的安排下,回韶山去看望父母和弟妹。

  在这些日子里,王立庵先生每日不辞劳苦,尽心尽意给毛泽东辅导,补上了平时掉下的数学课。王先生还把一个由他亲手抄满数学公式和定律的本子送给毛泽东,帮助他学好这门功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按计划读完了自己选定的哲学书,并且在王先生这里借阅了大量书籍。

  这次补课,毛泽东感到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巩固了已学过的旧知识外,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受益。王立庵先生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炽烈热爱,给毛泽东补上了一课,使之真正认识到了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这段时间,王先生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但他并未因此忽略对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熏陶,以及放松对他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检查督促。相反,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王立庵越是要求他一定要设法补上自然科学这—课,以求学以致用。王先生利用补课期间师生过从甚密的机会,反复向毛泽东阐明这样一些观点——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如今已进入20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精密细致了,只靠某一门类的知识,无法掌握全局的,一件大事,要靠众人来做,不能孤军奋战,不能单枪匹马。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只凭一己之意,不设法联合各方势力,结果还是失败了。知识是联系同志,集合群体的纽带,对于某种知识的共同兴趣,可以导致感情的联结、思想的共鸣。隔行如隔山,干大事业的人如果知识单一,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方方面面的朋友。因此,文化知识上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事业的牢固基础——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

  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也说不上是个有很深素养的人。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还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譬如,在1921年“新民学会”成员举行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就曾订下过“三十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1941年,他在给赴苏留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964年,他在多年来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钻研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鉴于这一杰出贡献,1977年——毛泽东辞世已近一年之际,在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但它充分表示了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一个政治家的深刻见解及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早已作古的王立庵先生,在他当年为毛泽东补习自然科学的时候,是否可知他的学生将来会获此殊荣呢?

  当年,王立庵先生曾给予“偏科”的毛泽东以深深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感激不尽。

  毛泽东忘不了王先生对他的教育之恩。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与著名作家、当年的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时,还激动地谈到他在一师曾和萧三的二哥萧子升暑假留校自学及到王立庵先生家补习数学的事,并以他特有的习惯语言,称王先生“是个明白人”、“好人”,“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

  解放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先生的消息。当得知老师已经仙逝以后,为之深深惋惜。1950年5月,王立庵的儿媳、无锡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吴启瑞,给毛泽东写下一封书信,一方面向毛泽东致意,一方面告知家庭生活困难情形。毛泽东收信后,于7月19日给吴启瑞写了亲笔回信,对她家生活困难的情况给予关怀、并帮她解决小孩入学的实际问题。

  此后不久,吴启瑞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关心,并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看到老师的后代生活有了保障,毛泽东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二十一、表兄·挚友·恩师——毛泽东和王季范


  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首都北京秋高气爽,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景象。

  一辆轿车驶进新华门,直抵中南海丰泽园门前停稳。

  身边工作人员向躺在床上看书的毛泽东报告:“主席,你请来的客人已经到了!”毛泽东闻讯,连忙放下手中的线装书,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书房,迎到门口。他边走边情不自禁地用湖南湘乡话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

  这时,从轿车里走下一位约摸六十来岁的老人来,他中等身材,精神饱满,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戴一副博士镜,颇具文人雅士风范。他听到毛泽东的喊声,急忙驻足望去——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正伸着两只大手,笑盈盈地向他走来。顿时,老人神情激动,热泪盈眶,哽咽着叫道:“润之,二十三弟……”然后,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动人的场面……

  当日,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吩咐生活秘书让食堂预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位他称作“九哥”的客人。宴席前,毛泽东特地把李敏、李讷等孩子叫到客厅与客人认识,他极富感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握着客人的手,向夫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九哥”,并尊敬有加的人,就是王季范。

  王季范,字邦模,生于1884年11月,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泽东是亲姨表兄弟。他既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又是交谊甚深的挚友。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都尊称他“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在那蓄才聚能的求学岁月里,毛泽东不仅曾在生活上得到这位表兄的关怀照顾,在学业上得到这位良师的悉心指导,而且在思想观念的形成上也受到王季范的深刻影响。因之,人们有理由确信毛泽东的话,这是他与王季范之间那种特殊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情和师生之情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嫁给了湘乡士绅王文生。生有二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那时,毛泽东的外婆家是湘乡农村数得上的殷实人家,家里开办有私塾,由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任教。王文生和文六妹为了使孩子的将来有所出息,就先后让星臣和季范住在外婆家,并到唐家土乇私塾从师文正莹,接受启蒙教育。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两岁多便寄养在外婆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和王氏兄弟同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老人将他们与自己的孙子们排行并列,王季范排行第九,毛泽东排行二十三,他们常常食同桌、寝同床,宛若亲生兄弟。

  王季范从小聪明伶俐,在八舅文正莹的严格要求和督导下,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对古代诗词有极深的爱好。当时,毛泽东年纪很小,表哥们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野外去抓蚱蜢,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外婆怕他出事,就让文正莹的三子文南松和王季范把这个淘气的小表弟带到私塾玩耍。渐渐地,毛泽东对读书识字发生了兴趣,成了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毛泽东竟能够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囫囵吞枣地背下来。见表弟的读书天份极好,酷爱学习的王季范欣喜万分。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毛泽东读书识字,还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教毛泽东背诵古代诗词,使尚未正式跨入学堂的毛泽东获得了最初的文化知识教育。

  王季范除了教毛泽东学习文化外,还经常带着表弟到龙头山上去采山菜,摘野果,帮助舅父喂猪、放牛、拾粪,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在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眼里,他俩在众多的小辈人中,是最懂事的、最招人喜爱的孩子。

  在学习和劳动之余,像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他们最舒心的还是玩耍。那时候,每逢天晴月朗的夜晚,王季范、毛泽东和唐家土乇的表兄弟们,便聚集在门前的打谷场上尽情地戏嬉。其中最有趣的是“攻城门”的游戏,十几个小伙伴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由王季范提头:“城门城门几多高——”众人应道:“万丈高!”王季范:“么事马——”众人:“白马!”王季范又提问:“么事刀——”众人答:“关刀!”王季范:“么事柄——”众人:“栗树柄!”王季范:“打开城门将军进!”就和文南松用手臂架起一道“城门”,毛泽东等小兄弟一个个从城门里进入圆圈,又开始新的一轮游戏。

  夏秋季节,他们还相邀一起到门前田畈里去抓青蛙,捉蜻蜓。玩到忘形处,抓起田泥做泥人,毛泽东等年龄小的都是些淘气包,常常用脚踹坏了大哥哥们精心做好的泥人、泥兽,惹恼了就用泥团去砸他们,这样便又往往引发出一场“泥仗”。一次,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见儿子久不回家,便提了些自产的时鲜水果到岳母家去看儿子。刚下龙头山,过八斗坳田畈,就见一群伢子在打泥仗。说来也巧,毛泽东正捏着一团泥追打王季范,却不料不偏不倚正砸在父亲的脑门上。毛贻昌十分气恼,怪儿子只顾撒野,不做些识文断字的正经事。盛怒之下,左手提了篮子,右手夹着毛泽东来到唐家土乇,当着岳父岳母的面把儿子痛打了一顿,心疼得外婆直掉眼泪。后来,还是王季范出面向姨父求情,说表弟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一起到八舅的私塾里去耍,也学到了不少诗文。说着,当面要表弟毛泽东背一遍《百家姓》给姨父听。毛贻昌听完,转怒为喜,他觉得儿子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书中之事,看来确实比在韶山冲有了许多长进。一向对孩子刻板的他,竟把儿子高兴地举过头顶。当听说这些书都是王季范教的时,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

  1898年,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病逝,七舅和八舅分家析产单独过日子,文家这个三世同堂、数十口人丁的大家庭,一下子就散了。当时,王季范渐渐长大,这年夏天他考取了东山书院,于是便离开唐家土乇外婆家,告别毛泽东,到学校读书去了。临行的头一天,王季范将自己已读过的书清理好,把它送给了毛泽东。他叮嘱表弟:要听外婆和七舅、八舅的话,好好读书习字,长大做个人上之人。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毛泽东搀着外婆的手,送了表哥一程又一程,直到坳口的那棵大松树下……

  1902年春,毛泽东也告别了生活数年的唐家

  土乇,回到了生身之地韶山,像表哥王季范那样开始上学读书了。但是,在唐家土乇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却令他念念不忘。

  时光过得飞快,一转眼到了1910年盛夏时节。

  这时,王季范已经考入湖南省长沙优等师范读书了。毛泽东呢?却正将陷入失学的困境之中。

  毛泽东从9岁发蒙上学算起,先后进了7个私塾,拜了7个先生,总共读了6年书。前两年,父亲给他娶了一房妻室罗氏,加上家中缺乏劳动力,他曾辍学两年在家务农。后经堂兄毛宇居和李漱清先生的劝说,父亲才勉强让他重新进了学堂门。他先是在“法科生”毛岱钟那里学了几个月的“王法”,又到东茅塘“秀才二伯”门下读了半年古籍,父亲毛贻昌认为他没有多大长进,已打算让他不再上学,入秋后去湘潭一家米店学做生意。

  听说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去做事,毛泽东心中不由有几分活动。他长到十几岁,还没有离开过家乡这块天地。早就听表哥王季范说,湘潭是个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几里长的大街,紧紧地依着湘江。江里有不少洋船,就像两层房子那么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却沉不下去。他真想即刻去看看百舸争流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城市……

  想到眼前的境况,想到表哥王季范描述过的湘潭城,毛泽东不由想到王季范。他思忖:眼下正值暑期,在省城念书的表哥王季范也一定回到家乡。按以往的习惯,表哥回来后一定要到唐家

  土乇看舅父舅母,并在这里避暑,我何不去唐家土乇会会他,把父亲要送他去湘潭当学徒的事告诉表哥和舅舅,请他们帮助拿主意呢?

  十多里的山路,不用一个时辰便到了。自从外婆去年逝世以后,毛泽东到唐家土乇走动比从前稀疏多了,七舅、八舅和两位舅母对于外甥的到来,自然是格外高兴,王季范和八舅文正莹的次子文运昌,正好也从湘乡放暑假回到了唐家土乇,他们同毛泽东还是正月初拜年时会过面,此时别后重逢,更是十分欣喜。

  常言道:“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两位表兄和毛泽东寒暄过后,王季范即关心起他读书的事,问他时下学堂开什么课,读何种书,功课可做得来?见表哥问到学习上的事,毛泽东就将谈话引到正题上来,把父亲要他到湘潭去当米店学徒的情况对表哥细说了,最后恳请舅舅和表哥帮助想办法。

  听了毛泽东的话,一向文静的王季范不由生出几分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说:“姨父要你退学经商?那怎么行呢?你的天资比我们都高,荒废了岂不可惜!”

  毛泽东叹息了一声,说:“书,我是想读的,不过我再也不想在韶山的学堂读了,也不想在韶山冲这块地方呆了!到外面去读书,又有哪里好落脚呢?”

  王季范思考了一下说:“依我之见,以你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可以去报考湘潭、湘乡和长沙的新式学堂,只是去长沙远了些,花销也大,就怕姨父舍不得。湘潭、湘乡远近差不多,但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办得不错,早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刚刚改成洋学堂的。我看就到东山学堂去读吧!”

  文运昌接着说:“我们学堂是办得好哩!单是从东洋买回的物理化学仪器,就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润之,到湘乡去读书吧,我俩还有个照应呢!”

  王季范和文运昌的一席话,极对毛泽东的心路,他本来就不愿弃学经商,只是慑于父亲的压力而不能自主。听了两位表哥的介绍,他终于下决心走出韶山,去投考“洋学堂”。但是,他深知父亲生性固执、专横,他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容人更改。要让外出求学的想法变成现实,还得做通父亲的工作。当毛泽东向王季范说出自己的打算和顾虑以后,王季范主张先取得两位舅舅的支持,只要他们出面做工作,姨父保准会说服的。主意已定,王季范就让文运昌去把七舅文正兴和八舅文正莹请到一起,待毛泽东介绍完情况后,他对两位舅舅说:“七舅、八舅!你们是看着润之长大的,他绝顶聪明,才华出众,四书、五经很有根底,如果再进洋学堂深造,只怕是前途无可限量哩!如今姨父要他弃学从商,岂不是耽误了润之一生一世的事!刚才我们同润之合计了一下,他想到东山学堂继续上学,这事还要请两位娘舅劳劳步,到韶山去跟姨父说合说合。”

  王季范的话,入情入理。文正兴和文正莹听罢后,都不赞成妹夫的做法,表示支持外甥毛泽东继续读书,还当场表示抽空到韶山冲去一趟,说服毛贻昌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学习。

  几天以后,王季范和七舅、八舅来到韶山南岸.还请来了韶山的几位先生——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共同做毛贻昌的工作,大家众口一辞,说毛泽东天分好、会读书,只要不断深造,定会大有出息。毛贻昌怕拂了众人的好意,只好收回送子经商的成命,应允儿子到湘乡读书的要求。但是,一向守财的毛贻昌提出读书费用难以筹措的问题,他说:“各位亲朋劝我让石三读书,都是好心好意,我领大家的情!既然大家作了一半的主,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到城里去上学,要花很多的钱,我这穷家薄业的,怕是供不起哩!”

  王季范听出姨父的话音,是意在向亲戚朋友请求资助,就连忙向毛贻昌说:“姨父,那不要紧!到东山学堂去读书,不要太多的钱,只要交一千五百文铜钱,连伙食都有了。至于说到其他的用度,侄儿我包下来了。”

  毛贻昌知道王季范家境殷实,只要他开口,供个把人的学费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笑着朝王季范点了点头,不再吱声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后来,王季范果不食言,他节省家里给自己的每一个铜板,接济表弟毛泽东。湘乡市《文史资料》这样写道:“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的父亲守财、刻薄,舍不得给儿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现大洋一百元。”

  就这样,毛泽东在王季范等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走出了韶山这个闭塞的山村。

  从1910年起,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六、七个月的书。这期间,王季范已经在湖南长沙优等师范毕业,受聘于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恰在这时,他得到毛泽东接受东山学校老师建议,有意到省城就读的消息,便给表弟捎信,促其尽快成行。次年春天,东山小学的教师贺岚岗先生奉调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便和贺先生结伴而行到了长沙,在王季范和贺岚岗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初到省城长沙,人地两生,一文不名,如果不是表哥王季范充当他的保护人,将是寸步难行,正常的求学生活也将无法维持。

  入学之初,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交学费。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开办的学校,虽然学习费用较低,且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实行公费制,但由于毛泽东初来乍到,报名费和书本学杂费仍然数量可观。这一大笔钱,对于来自偏僻山区农家的毛泽东来讲,无疑是一大笔开支。为保证表弟按时入学上课,王季范向教务出具了欠据,保证40元学费从自己的薪水中逐月扣除。

  学费问题解决了,还有住宿的困难。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省城长沙供职的湘乡籍人士的子弟,他们在城区内都有住处,因而校方没有给学生安排寄宿的地方。这样一来,像毛泽东这样远道而来的学生,只得自找住处了。当时,王季范的住房很窄,但还是腾出一间房给毛泽东住,而他和妻子、小孩则挤在一起。仅有的一张条桌,也是与毛泽东共用,每天晚上,他总是等表弟完成功课后,才开始批阅作业,直到夜深人静。与表兄相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知识有了大的长进。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稍后,四师与一师合并,他就转入一师读书。1915年,王季范受聘到一师任教,并担任学监。他们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交情自然更深了。

  这个时期,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在经济上全力扶持,在学业上谆谆教诲,对他的进步活动也大力支持。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惹出一些“祸”来,多是王季范出面予以保护,他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如在1915年的那场著名的学潮中,毛泽东等人在一师发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后来,是王季范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校方施加压力,才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

  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几次被反动军阀追捕,都得到了王季范的救援掩护,帮他渡过了难关。

  1925年8月,带病回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遭到反动军阀赵恒惕围捕,韶山的共产党员事先得到情报,掩护他秘密转移到长沙。当晚,毛泽东潜往王季范家里,通报了自己遭赵恒惕通缉追捕的险情,要表哥帮他准备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盘缠,以作前往广州之用。还委托王季范设法通知韶山的夫人杨开慧,要他携孩子岸英、岸青随后前往广州。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为确保表弟的安全,王季范即将他护送到乐古道巷颜子庙的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安排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湘乡籍教师谭泮泉处住宿。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装扮成商人模样,由韶山地下党负责人庞叔侃和工人骨干周振岳护送,由株洲经衡阳,南下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前,曾专程与王季范告别,说他这次要出一趟远门。王季范没有料到,此次分手,彼此离别竟长达二十余年,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再见面。

  毛泽东这次走后,一直音讯杳茫。在漫长的岁月里,王季范时常想念毛泽东,深为表弟的安危担忧。

  直到十年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形成,王季范通过报纸的宣传和中共方面的友人所传递的信息,才陆续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原来,毛泽东自1927年离开长沙以后,即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江西东南部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选为主席。此后,“朱毛”红军多次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4年10月,率部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表弟的音讯,王季范欣喜异常,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唐家土乇外婆家的表兄弟们,以解故乡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念之苦。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王季范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无限向往。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捎信到延安,给毛泽东带去了许多真诚的问候与祝福,也带去了一份份挚友情、兄弟爱。

  后来,为了直接投身抗战,王季范几经周折,把唯一的爱子王德恒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身边。

  那是1937年的深秋,王季范来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事、原一师范教师徐特立,要求办事处帮助儿子王德恒去延安。徐特立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数天以后,在徐特立的精心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他和几位进步青年一道先坐火车抵达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

  毛泽东问王德恒:路上走了几天?回过湘乡老家没有?唐家土乇、韶山的情况晓不晓得?父母大人的身体好不好?日子过不过得去?王德恒一一作答。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父亲向我推荐了你,这是信任我哩!可是你晓不晓得,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窝窝头,二要住窑洞,三要挑柴背米,四不发饷银,比起长沙来苦得多呢!干革命不容易,你伢子有没有思想准备!”王德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苦,我不怕!来时爸爸跟我说过,表叔为革命吃了好多的苦,他要我来延安跟表叔学习,为天下人的甜去吃苦!”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对王德恒说:“你父亲的这些想法很好!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前……”

  经毛泽东同意,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中央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德恒得知消息后,向表叔毛泽东提出参加南下支队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赞同他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接受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44年初冬的一天,南下支队一万余人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延安飞机坪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的检阅。王德恒告别了表叔,随大部队离开了延安,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长沙,王德恒过家门而不入,即奔赴桃源地区开辟工作。不幸的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余岁。

  王德恒南下,因为事关军事机密,毛泽东没有告诉表哥王季范。后来,王德恒在湖南牺牲,王季范也不知晓。

  王季范得到儿子牺牲的噩耗,是在1950年的秋天。就在本文开头写到的那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亲自把这一撕心裂肠的消息报告给了表兄。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两眼垂泪,哽咽着对王季范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当时,王季范已是六十多岁的人,老年丧子,其悲痛自不待言!但是,此时此刻他反倒显得极为平静。说心里话,自从他把儿子送到延安跟毛泽东干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有了奉献与牺牲的思想准备。现在,儿子既然已经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除了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外,还能有什么呢!想到这里,王季范竟安慰起表弟毛泽东来:“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革命,你几十年东奔西忙,抛家不顾;为了革命,表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如今你又把岸英大侄儿送到了朝鲜战场……若论牺牲谁比你大!若论痛苦谁有你深!德恒以你做榜样,为天下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光荣!”毛泽东闻言,稍觉心安,他恳切地对王季范说:“九哥你说的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你做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顺变,照护好他的一双儿女,有何难处,可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这次会见之后,党和政府给了王季范很高的礼遇,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

  解放初,王季范出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和省文史馆专员之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面对巨大的政治荣誉,王季范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觉得惟有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赖,才能对得起表弟毛泽东。

  建国伊始,王季范经常向毛泽东致电致函,就国家政治抒发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又中肯的意见,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他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进忠言,献国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条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在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中,他除了谨致问候和报告家乡情况外,还常常结合自己数十年来钻研经史所得到的感悟与启示,与毛泽东一起探讨安邦治国的谋略,希望表弟能够以史为镜,从中找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周期率”,并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摸索出一条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路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建国初期,王季范就提醒毛泽东注重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

  王季范的这些“国是谏言”,深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为了让这位贤达之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于1952年被聘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并定居北京。从此,王季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他积极参政议政,从事调查研究,努力沟通民主人士与政府的关系,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牵线搭桥。

  晚年王季范心目中的毛泽东,再不只是他昔日的学生、表弟和挚友,而是万民景仰的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包括王季范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泽东的英明,从而由衷产生出一种对领袖人物的热爱与崇拜之情;而这种热爱与崇拜之情,又化作一种自觉的行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干革命,子子孙孙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下去……

  正是由这一崇高感情使然,王季范常常向孙儿孙女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褒扬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要他们以表爷爷为楷模,像他那样修学和立身,做一个对于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其时,年近八旬,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不已!

  故人虽离去,记忆却长存。往事,犹如一幕幕电影,在毛泽东脑海里闪现。想当年,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九哥到韶山上屋场极力相劝,父亲才得以送他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想当年,他到省城求学时举目无亲,身无文分,是九哥给了他经济上的资助,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指点;想当年,他在长沙几次被反动派通缉追捕,是九哥千方百计给他以掩护、救援……。为了表示对表兄的哀悼,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地订做了一个花圈,在花圈的飘带上赫然写着这样几个字: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小小花圈,寓意深长。这是学生献给老师的一簇花;这是表弟捧给兄长的一掬情;这是人民领袖送给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礼!






二十二、“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


 

  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许,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响起一阵阵低的哀乐。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悯忠台”上所设的灵坛,庄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稍顷,一位身材修长、颇具学者风度的青年走上祭坛,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遗像三鞠躬后,哽咽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这位青年,就是率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驱逐湖南督军的毛泽东。他作为死者的学生,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敬慕和思念的逝者——著名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范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专门就一个普通学生的家世和履历写下一篇日记,已属少有;“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出自于一向严谨的杨昌济之口,则更为鲜见。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杨昌济对出身农家的学子毛泽东,是何等的看重!

  杨昌济写下这样的一篇日记实非偶然,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他在不断的摸索和借鉴中,选定自己的学习目的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真谛;他认识到学问在于勤学积累,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成为一个“苦读生”;他拜师访友,求学问道,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不动笔墨不看书,自觉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博与专的相互关系上,均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读死书,而是不断地面向实践,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以梁启超等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杨昌济如此喜欢自己的学生,那学生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呢?在后来给已赴北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那时,杨昌济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青年学生,登门求教。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这期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便是1915年夏季的那场学潮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他喜爱的学生毛泽东的专横做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杠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练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

  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人的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从一师范的情况看,校方虽然注意体育工作,但存在“锦标主义”,单纯追求运动成绩,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七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尖锐批评学校当局对于体育只重形式、不讲实效的弊端,同时也在于唤醒全校师生吸取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惨痛教训,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这以后,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使学校教育真正做到“三育并举”,进而达到不仅个人“身心并完”、整个民族亦当“身心并完”的理想境界。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草木生辉的日子。在岳麓山氵荣市湾蔡和森的家,聚集着十多位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这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关于它发起的原因和经过,在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周详的叙述:“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发起原因,一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成为一个迫使讨论的问题。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原因之二,是为了“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于是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从毛泽东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置身省城长沙,亲眼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不能不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及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悄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唤醒着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几乎从创刊之日起,他就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为了将一师的进步学生聚集在《新青年》周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门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杨昌济还热情鼓励学生向它积极投稿,如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便是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才得以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与此同时,杨昌济自己也积极给《新青年》撰文,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以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影响学生。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这期间,杨昌济不仅影响毛泽东去接受《新青年》的思想主张,还引导他去接近另一个团体——王船山学社,或称王夫之研究学会。在杨昌济的建议和支持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参与学会的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他的集体意识,为他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作了经验上的积累和准备,使他产生了集结同志、组织社团的愿望。

  到这时为止,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已清晰明了:要建功立业、匡世救民,就必须改造国家和社会,但要彻底改造中国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三年五载便能完成,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就能办到的,除了本身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之外,一定要联合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这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地长期奋斗,方能有所成效。

  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的:“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保持聚会。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和萧子升任教的楚怡小学教师宿舍,还有老师杨昌济的“板仓杨寓”,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经过严肃认真的反复讨论,大家达成一种共识:个人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取,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形成的“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一结果,提议组织一种严密的团体,成立一个学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蔡和森当即提出了会名,他根据《礼记·大学》篇中“在新民”和《书经·汤诰》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谭嗣同、梁启超倡导过的“新民之道”,认为“新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用这个名称最能代表时代精神和大家的意愿。大家听了他的解释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都同意将团体名称定为“新民学会”。这样,水到渠成,新民学会就应运而生了!于是,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和当事者的回忆,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14人,最初会员是22人。会议最后举行了选举,会员们首先推举毛泽东为总干事,他谦辞了;最后由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为干事。不久,由于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直是由毛泽东负责主持的。会议还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它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纪律,与杨昌济关于“修身”和伦理道德的一贯主张是相吻合的。

  成立大会后,新民学会这个富有希望和生命力的团体,便在毛泽东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基本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一师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杰,都是同毛泽东一样师承杨昌济等良师的。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他创建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们撇开成立新民学会的政治意义不讲,单就毛泽东的个人成长而言,它不啻于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与阶梯……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千万不应当忽略他的老师杨昌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当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临别之时,毛泽东和同学们到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状态中渡过这个暑假期。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随即,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负责联系有关事宜。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二十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由于沿途辗转,约在9月上旬才到达北京。

  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出远门。在古都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

  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凭杨昌济全力操持,大家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三间小房子安身,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在家里,由于房子较窄,只好和杂役挤在一个房里睡觉。吃饭也在杨先生家里。有时,师母向振熙还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当时,北京米珠薪桂。杨先生一家加上毛泽东和杂役,一共六口人过生活,全靠杨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推荐萧子升给法华教育会李石岑做秘书,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北海,游览故宫,欣赏古都风光,体验着爱情的甜蜜。

  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

  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其中的哲学研究会,是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等十二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的,旨在通过定期的讲演和报告会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北大学术气氛。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汲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为了使毛泽东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还让学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同他们讨论新思潮和各种问题。

  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对于毛泽东思想上的骤变,杨昌济是喜忧参半的。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更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他是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不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同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展开公开斗争。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体就好像一下子康复许多。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局势,谈国家、湖南和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前次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内心非常高兴。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然而,就在他说罢这句话时,便溘然长逝了!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就在杨昌济逝世以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朱剑凡以及毛泽东等二十多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毛泽东还与杨开慧、杨开智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以尽人子和学子之孝。

  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只好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就在杨昌济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爱女杨开慧自由结合了……

  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从1913年在四师与杨昌济相识至1920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承蒙老师长达8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材;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28年风风雨雨的磨练,他终如老师所愿,长成一株拄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民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这一天就都永远地走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他们的亲人身上。在长辈当中,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二十三、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


 

  《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第482页这样写道: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号鹿山,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1920年与谭延在湖南筹组教育委员会,任委员长。次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省长公署秘书长。1923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1934年辞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同年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珠宝,匿天津租界。1937年9月逝世于上海。

  这段文字作为易培基的小传,不知编撰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至少漏掉了易培基的这么一段经历,即曾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教过毛泽东近3年的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两年多的“顶头上司”。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对此,历史是不会遗忘的。

  在毛泽东求学时的一师,教师中易培基的资历最深,是不折不扣的“元老”。自早年在武昌方言学校毕业以后,他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1901年11月,师范馆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年后与湖南省第四师范合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学校几经变迁,他迎来送走了十三任馆长、监督、校长。截至毛泽东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这块育才的园地里已辛勤耕耘了整整10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说又是十足的“少壮派”。

  易培基这位“明师”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阅读他的诗文开始的。

  1914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们这批春季始业的学生,和原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个年级。毛泽东先被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在预科班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国文课的任课老师。因此,这个时期他和易培基并不太熟悉。但是,易培基和袁仲谦同是国文教师,两人私交甚好,相互之间常常交谈起各自班级学生的一些情况。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字润之,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生”署之。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袁先生赞叹,他执教以来还从未遇上过文章做得这么好的学生,认为毛泽东将来必有“大造”。透过这位老学究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辞,易培基深感这个“廿八画生”异乎寻常!

  易培基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打那以后,他便开始关注毛泽东,尤其是十分留意毛泽东的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的诗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的文章果然词章华美,词句流畅,且立意都很高远。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都写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亲自目睹这些诗文,易培基才体味到袁仲谦这位“举子”出身、从不轻易夸奖学生的先生,为什么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了!

  易培基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师,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留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最令易培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学习文史哲的那份兴趣,简直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毛泽东给易培基总的印象是: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凡是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不喜欢的就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力气去学它。因此,他的图画课常常不及格,英语成绩较差,算术也不太好,但国文成绩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以及西洋哲学特别感兴趣。一部《史记》不知阅读了多少遍,《离骚》出口成诵,手抄杨昌济先生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研读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竟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注。

  易培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质。毛泽东绝非那种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学生,学校的规矩往往在他身上失灵,但他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谦逊质朴,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众,他都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与同学相处,从不开无谓玩笑,更未和别人发生口角。平常和同学、朋友相聚时,大都是交流读书心得和评论古今人物,或谈论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而不愿谈个人琐事。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在他的日记里,更是充满着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

  自从对毛泽东有了深层的了解以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8月中旬,他告别易培基等先生,为继续深造和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偕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24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从长沙启程抵京。次年3月12日,他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半年多的古都北京,南下上海,在送走赴法求学的朋友之后,于4月初又回到长沙。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一运动震动全国,湖南学界闻此消息后,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毛泽东经师友引荐,已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师,靠八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便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进行联络,准备成立学生联合会,实行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同时,在5月9日这天,还亲笔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经易培基请示校长孔昭绶同意后,以一师名义发出,号召各界民众“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五四运动的爆发、张敬尧深感惊恐,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亲自派员加强新闻检查,严禁报纸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各校校长严厉管制学生,压制学生上街“寻事”。

  张敬尧的高压政策,丝毫不能动摇进步师生投身爱国运动的决心。5月27日,经方维夏、易培基等省教育会领导人批准,毛泽东邀集各校代表齐聚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的会章,选举产生了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学联领导班子,讨论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第一师范是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

  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压制和迫害学生的行动进一步升级。6月8日,省府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

  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广大进步师生。于是,驱逐张敬尧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919年8月,学联的机关刊物、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和方维夏、易培基等便开始谋划怎样开展同张敬尧的斗争。

  经易培基、毛泽东等进步师生的精心策划,湖南学联于11月16日发出了“重组宣言”,以重组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宣言指责“政府麻木,措施乖方”,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这实际上成为湖南人民的第一份驱张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12月3日下午,学运负责人毛泽东等约集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讨论对策,以全面展开驱张运动。易培基、方维夏、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教育界名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这些知识精英向学生们分析了形势,列举了驱张的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民众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入孤立。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有利时机,动员各地群众投入斗争,全面开展罢课、罢教、罢工、罢市,坚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会议最后形成了组织驱张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各校统一无限期罢课、罢教的决议。

  全省总罢教和总罢课以后,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各种谣言纷纷流传,形势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情况,湖南各界联合会又及时召开了“紧急联席会”,商定成立赴省外请愿团事宜。遵照12月3日在枫树亭易培基家召开的会议精神,长沙七十多所学校均已选出各自的请愿代表,易培基和蒋竹如、钟秀被一师推举为请愿代表,毛泽东为修业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根据各校提交的这些请愿代表名单,编组成六个请愿团、一个留守团,请愿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各地,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策动吴佩孚、谭延在军事上对张敬尧的逼进。赴北京的请愿团最大,共有代表一百人,易培基和毛泽东都编在这个团,并被指定为请愿团领队。

  各代表团于12月上旬分头出发,毛泽东和易培基师生二人亲率赴京请愿团踏上了北上征程。18日,请愿团抵达北京。自此,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着手组织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担任社长。通信社每日要向全国各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通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当时,通信社设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马神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权当工作室,里面有几间房子搭着一排排统铺,大部分学生便住在这里。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佑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了一层厚冰。然而,这些全然影响不了毛泽东和易培基的高昂斗志。白天,他们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又要顶风冒雪来到福佑寺起草、编辑稿件。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把张敬尧从湖南赶走,决不罢休。

  1920年1月28日,逐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这天上午,毛泽东、易培基率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和北京的部分教师、学生及各界人士一道,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分头出发,到新华门总理府请愿。请愿的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总理府门前等待数小时,不见总理靳云鹏的人影,便离开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私宅。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毛泽东等湖南代表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读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2月4日,毛泽东等六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氏以践前约”为由,再次来到总理府,要求答复驱张。由于政府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驱张代表团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一片声讨声中,反动军阀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谭延、赵恒惕率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已处在孤立无援、内外夹攻的境地,他在湖南的统治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形势下,驱张代表团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1920年4月,易培基率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南归的列车。毛泽东在与老师分别后去了上海,一来同陈独秀会晤,商议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大计方针,二来欢送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长沙、滚出湖南。历时十个月的驱张运动,在湖南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这最为辉煌的一页,以及这段师生并肩战斗的生活,久久难以忘怀。

  1920年的夏天,是湖南人民喜庆的时节——反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跑,谭延率湘军进入长沙,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一时,三湘四水群情振奋,各界人士扬眉吐气,全省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当时,易培基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谭延曾经三进三出湖南,此番再度返回故里任省长兼督军时,他面对父老乡亲,不禁“泪随声下”,表示自己“负罪甚深”。为了消除留在湘人心目中那“亡湘罪人”的恶名,标榜民主,取信于人,稳定局势,他不得不以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装出一副唯才是举的样子,起用一批享誉湖南的社会名流进入督府辅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易培基这位五四运动的进步民主派人士,“驱张”代表团主要成员,一师范的资深教师,受谭延之聘担任了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这时的第一师范正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濒临倒闭的局面。自张敬尧督湘以后,湖南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一师范受害更甚。颇有作为的孔昭绶校长,于1918年9月愤然离任,隐归故里。此后短短的一年时间,一师校长三易其人,均因无力回天而引咎辞职。

  面对这种情势,一师的进步师生忧心如焚。在易培基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谭延,请求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一方面,易培基在第一师范工作了十多年,对学校有较深的感情,自己乐意兼任一师校长;另一方面,谭延早年曾担任过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深知一师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办好了它,将可点缀自己的政绩,因而也就批准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这样,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师,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湖南“亚高学府”的校长。

  易培基担任一师校长后,采取的第一步举措是整顿学校机构,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为全面推行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易培基在加强第一师范本部教职员队伍的同时,还对附属小学的领导和师资力量进行了充实。在这次机构调整中,易培基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重聘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这一职务安排,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既为毛泽东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也使他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

  毛泽东自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以后,对于附小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校长易培基,对自己这位学生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非常欣赏。

  于是,从1921年下学期开始,易培基又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22班的国文教师。经毛泽东推荐,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毛泽东依托一师这个“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和基地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他的老师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了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正像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学习和开展社会活动。这期间,他在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教授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古都北京返回湖南应易培基之聘到一师工作以后,他一直思考着怎样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等问题。根据湖南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他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书社。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首先在易培基这里征求意见,立即得到这位教育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的赞同。易培基的看法相当明确:湖南虽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新文化熏陶,也没能形成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特别是张敬尧统治期间,公然提倡扶乩占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还亲临城隍庙拈香,把湖南搞得乌烟瘴气。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表示,将以全力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并就书社的组织人员、资金、场地等一揽子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易培基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同时由他出面邀长沙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如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省教育厅长方维夏、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欣然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并慷慨解囊,为书社捐资。在他们的赞助下,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书社于1920年9月9日正式开业。开业这天,易培基亲自为书社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名,并偕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参加了开业庆典。文化书社前后创办了7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起,于1920年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积极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并再一次亲自出面联络长沙政界、文化教育界委员作为发起人,以此吸引广大青年的参与。他还支持和鼓励一师进步师生入会,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中以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为主,如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妙高峰下惜阴街拐角处的一师校友会会址和一师附小,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党早期骨干,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最先是从一师开始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过多次研究,认为一师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校长易培基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支持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许多方面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另外,一师“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已有过较长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革命斗争,是青年团员的理想人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极力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一师学生郭亮、夏曦、肖述凡等,就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继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士,仍给予毛泽东以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帮助,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

  湖南建党,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会议。随即,毛泽东一边为他和附小主事何叔衡向易培基校长打了请假报告,一边进行着行前的各项准备,等待着假期批准后立即成行。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他仿佛感到毛泽东此番突然请假远行,绝非寻常之举。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这样,6月29日下午6点,毛泽东偕何叔衡悄悄离开了湖南,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盛会。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湖南。就在这次归湘后拜望易培基先生的时候,他被告知从下学期起被聘为一师国文教师。于是,毛泽东仍以在一师任教为职业,继续从事建党工作。这期间,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利用一师这个有革命基础的阵地,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在第一师范、省第一中等学校和长沙的一些工厂,以及衡阳、平江、岳州、常德等县建立了地方党小组。在此基础上,中共湘区委员会于1922年5月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却了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20年代初的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易培基来说,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上的重大转折阶段。

  这个时期,人到中年、仕途得意的易培基,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去当官做老爷。富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易培基,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他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的几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第一师范,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

  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赵恒惕军阀省政府,他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早在1920年上半年,赵恒惕便率兵进入长沙,到年底逼走谭延,当上了湘军总司令。随后,又逼走临时省长林支宇,当上了省长。赵恒惕主湘后,看到长沙发生的每次学潮,一师学生均必参加,并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因此,赵恒惕再也难以容忍易培基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4年1月21日至30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由孙中山亲自提名和当列为候选人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这前后,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随即赵便委任其亲信李济民担任一师校长。李济民上任那天,一师师生全体罢教罢课,以示反对。赵恒惕派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以武力强行压制师生接受李济民出任校长。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梦已破灭,他忿然辞去省府一切职务,于旧历腊月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以他勤勉的工作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不久,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家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先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谭延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只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他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珍宝,被迫辞职,为躲避惩罚隐匿于天津租界。

  其实,这是一起大冤案,它是由易培基最喜欢的一位学生一手造成的。易培基蒙此不白之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终日心情抑郁,久积成疾,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时年57岁。一位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年舍弃高官参加国民革命,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家,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大概是连他本人在内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学生时代的这位恩师,并以他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党没有忘记这位民主人士在自己青年时所给予的特殊帮助和所作的特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对易培基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二十四、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和孔昭绶


 

  今天的年轻学子们或许不太清楚: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对毛泽东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

  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而毛泽东——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

  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毛泽东的情况来。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毛泽东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毛泽东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

  “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毛泽东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萧子升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毛泽东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这期间,孔昭绶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当首推组建一师学生志愿军一事。

  1916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

  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自1912年起,南北军阀谭延、汤芗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芗铭就曾派部属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原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1916年10月,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兹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橥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

  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10月底正式宣告成立。

  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育”是最值得提倡的,坚持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辩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赞成组织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年一师学生志愿军中的“连部上士”,10多年后能成为威震四方的“红色山大王”,30年后又能成为率领数百万雄师直捣“黄龙”的统帅,绝不会与这段经历毫无关系……

  1917年11月间,第一师范的师生和全长沙城的居民一样,日夜惶恐不安,都担心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兵灾战祸。

  事情是这样的: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出长沙,朝湖北方向溃退,而谭浩明部还驻守在衡山、湘乡一线,不能及时赶到长沙。于是,长沙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持秩序。这时,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闻知傅良佐已败走湖北,也无心恋战,便由株洲、湘潭方向沿粤汉铁路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这个消息,霎时传遍第一师范。全校近一千多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孔昭绶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

  听了孔昭绶的敌情报告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坐在礼堂的方桌前,手托腮帮,眉头紧锁地沉思起来:近年来,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湖湘百姓惨遭兵祸,一师师生也饱经战乱之苦。事实证明,消极躲避总不是个办法。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数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校舍,还有初具规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学校再遭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随即,他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之后,一个依靠学生志愿军开展护校护城的方案形成了。

  于是,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向孔昭绶谈了自己的想法。孔昭绶不放心地问:“润之,以200多名学生军去抵挡数千余众的溃兵,这能行吗?”毛泽东分析道:“如果师生撤离学校,学校空虚,溃兵必定进校打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再说这些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城里的情况而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趁他们又慌又累,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听完毛泽东的意见,孔昭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提醒毛泽东:“润之,此事关系到一师1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安危,责任重大啊!”毛泽东从校长那严肃的话语中掂量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稍加思考后郑重地答道:“您放心吧,校长……”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他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完全陷入饥饿、疲劳,又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如果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溃兵,是完全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返回学校,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经过与方维夏和其他老师紧急磋商之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做好出发准备;紧急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门,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联络警察统一行动。这样,全校师生、抽调的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都统一归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三军”的统帅。

  时将黄昏,孔昭绶和毛泽东率领荷枪实弹的学生志愿军,并携带着爆竹和煤油桶,分成三队,绕道潜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同时,让警察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这时,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同时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竹,一面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本是惊弓之鸟,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士兵东躲西藏,溃不成军,约有3000余人当场缴械投降。当晚败兵露宿在第一师范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送回北方去了。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浑身是胆”。孔昭绶为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升他为一连连长。

  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很满意,他觉得不仅受到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还初尝了统率士卒、纵横驰骋和谋定后动、挥洒自如的惬意,使他对战争的艺术有了初步的兴趣。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是第一次呢”!

  有了这次经历后,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时,张敬尧部队侵入长沙,孔昭绶便再次授权毛泽东组织了“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护卫学校。这年4月,湘东战事仍然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连觉都不敢睡。毛泽东则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地保卫着学校,从而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曾经“留洋”的孔昭绶熟悉这句外国名人的著名论断。或许他从第一师范求学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泽东身上,窥视到了寓于普通之中的不普通,平凡之中的不平凡;从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超常的智慧和胆识中,憧憬到了来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的栋梁之材。于是,他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从而为后人研究一师校史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他当初与毛泽东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找到了有力的佐证。1951年,人们在已经故去很久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珍贵资料,遂将它献给了国家……

  孔昭绶在第一师范为开创民主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恰似一阵阵春风,吹去了一师的沉沉暮气,给它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一师变了!她以崭新的风貌矗立在莘莘学子面前!

  ——学校的入口处,书写着“德、智、军、美”四个大红字,包容了学校的办学和教育宗旨,它把一所新型的学校昭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当然,这些只是外观上的变化,真正深层的变化还是如前所述的民主教育的兴起————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等等。

  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两年的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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