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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教育如何解放“差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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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教育如何解放“差生”》

 众所周知,解放中国5000多万“差生”,是每一位立志改变中国教育事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解放“差生”是一项伟大的教育事业、这项事业是-项坚苦的事业、同时也是-项开创业性的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众多的仁人志士共同研究、探索、开拓。

 解放“差生”,就是要教育好,我们的每一个学生,教育好一个学生也就等于挽救-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拯救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世界的和平运动。

 可见,解放“差生”的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何等的重要,每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应有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每一位所谓的“差生”。

 如何才能解放“差生”?这是问题的重点、也是问题的难点。

 那么,解放"差"生的社会效益在哪里?

 2012年10月15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白皮书形式向社会公布我省5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审理情况。河南5年来3403名在校生受审,白皮书显示,在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年龄段中,初中阶段未成年学生犯罪率最高。如何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已迫在眉睫。【原标题:河南5年来3403名在校生受审 初中生犯罪率最高 2012年10月16日 大河报】

    目前,青少年不良的行为习惯触目惊心,让人忧心忡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和家庭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功利化”教育的误导下,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失败,学校教育的失误,社会教育的失控、失范与失当”,因此更导致青少年沉湎网络游戏、酗酒、吸烟、吸食毒品、赌博、早恋、性行为、刑事犯罪等现象愈来愈为普遍。

 正如报道所说“从我省未成年人犯主要涉案罪名上看,居于前列的都是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其中,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犯罪的比重始终在5%左右。这些案件,往往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受到的伤害极为严重。如新乡中院审理的李某等5人强奸案,被害人遭受轮奸后悲痛欲绝,一度因丧失生活勇气而服毒自杀。”【原标题:河南5年来3403名在校生受审 初中生犯罪率最高 2012年10月16日 大河报】

  这些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甚至危害社会的行为习惯哪一样不是“功利化”教育造成的恶果,哪一样不是社会、家庭和学校“馈赠”他们的“礼物”?!

  《如何读懂差生》、《中国教育怎样解放差生》《破译差生成功之密码》试图通过一系列发生在“差生”青少年身上的社会现象剖析、思考,对家庭、社会和学校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素质教育提出对策建议。

一、现状:孩子“问题” 令人堪忧

 我国的教育早已走入一个“功利化”教育的怪圈。在“应试教育”的鞭子下,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盼中,在学校急功近利的催促声中,在教育市场化的浪潮中,在社会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教育面临空前的困境,孩子们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堪虞。请看看在“功利化”教育的影响之下,现实生活中孩子“问题”的现状:

 1、青少年刑事犯罪问题令人震惊。

 请看下面一组回放的新闻:

 金秋十月,在一年中应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然而从2008年10月4日至10月28日,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山西朔州、浙江丽水,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昌平校园内,接连发生了三起学生杀死老师的命案。“弑师”成了各大网站的热门关键词。

 10月4日,山西朔州高中生课堂上持刀杀死老师

 凶手与被害老师没有任何仇怨,却揣着三把利刃,在课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捅老师四刀。在其留下的一页 “死亡笔记”中,自称 “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到家了……我恨老师,更恨学校、国家、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要让人意识到教师的混蛋”。被害的郝旭东老师家境贫寒,才华横溢,曾考中两所学校的研究生,创作发表了20余部小说和剧本。

 10月21日,一中学生因害怕家访杀死女老师

 浙江省缙云县舒洪镇盘溪中学初三学生丁于真由于逃课,害怕班主任潘伟仙老师家访被家长知道,于是就骗老师说父母在山上干活,然后将老师带到山上,在山上无人之处将老师推下悬崖,当他发现女教师还没死,就选择用绳索把她活活勒死……在经历了整个作案过程以后,该学生居然还装作若无其事照常地回校上课。而据同事同学反映,潘老师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老实的好老师。

 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课堂上被砍死

 晚上6点40分左右,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室内,该校法学院教授程春明在上课前,被一个手持菜刀冲入教室的人砍倒,随后不治身亡。据该校目击学生称,嫌疑人为该校政管学院大四学生。

 一月内三起"弑师"事件,人们为教书育人的教师溘然离世扼腕叹息,为青春年少的学子失去理智的行为震惊。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偶然,是个案。那么再请看近年来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系列恶性案件:

 ▲2001年9月,重庆市某大学法律文秘专业女大学生沈潇潇爱慕虚荣偷盗成性,残忍杀害同学母亲(来源:《重庆晚报》)

 ▲2004年2月23日13时许,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学生马加爵在公寓残忍地杀死4名同学(来源: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2005年8月28日下午,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一栋居民楼内,一名叫蒋峰的退学大学生残忍地将亲生母亲杀害。(据新华社济南电)  

 ▲2005年 1月26日大学生范立峰将怀孕的女友管某掐死,造成“一死两命”,被依法严厉惩处。(据东方早报报道)

 ▲2005年06月,青海省西宁市某中学高三的秦某(化名)不希望参加高考,最后居然以杀死母亲这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6年3月10日晚,大学生吴霄因为和母亲闹矛盾,趁母亲熟睡之机,将其杀害。成都市中院对这起杀母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吴霄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2007年6月28日晚,成都某大学生徐礼在学校上晚自习。他看见女老师王丽长相漂亮、便产生偷窥她的想法。于是,徐礼尾随王丽进入女厕,企图偷窥时,被王丽发现。王丽大声呼救,徐礼为了不让不齿行为败露,掏出弹簧刀朝王丽连捅三刀,导致王丽死亡。成都市中院对罪犯大学生徐礼执行死刑。(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作者:杜雯)

 ▲2008年2月1日成都成华区青龙乡石岭村15岁少年张小华因沉迷网络,不满外婆训斥约网友将其砍死。且作案的四人年龄都在十五、六岁。 (2008-11-17 8:53:51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 ……

 够了,象这样血腥的事例太多、太多………在“Google”、“Baidu”上输入“学生杀人”几字,可以检索出上百个网页, 找到几千甚至上万条此类信息,学生刑事犯罪程度之严重可见一斑。

 悲痛和震惊之余,我们不仅要问:中国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据上海市虹口法院最新统计,该院自2006年至今,受理的在校大学(高职)生犯罪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同比分别上升32.3%和61.7%。法官表示,缺乏辨别能力却又叛逆、爱冒险,这为青少年的犯罪埋下隐患。①有研究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在校生、辍学生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多;犯罪主体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成人化、智能化、暴力化。

 2、青少年沉湎网络现象触目惊心。

 “网瘾”猛于虎。青少年上网成瘾已成为了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我国8400万网民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有1650万,占到了19%。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着了迷,上了瘾。一份调查表明:在上网的青少年中,62.9%的青少年出现了个性化情绪,20%的青少年有情绪低落和孤独感,12%的青少年与家人、朋友疏远,5.1%的人身体健康状况下降。②

 上海的一些调查数据表明:上海经过许可经营的电脑网吧约有1600余家,规模最小的按规定须有20台以上电脑,规模大的电脑多达100~200台。另外还有约千余家无证经营的地下电脑屋。经过多次治理整顿,目前上海网吧总数仍在1500家以上。保守估计,网吧每天违规接纳的未成年学生不下10万人次。中小学生沉湎“网吧”、“游戏机房”的现象令人堪忧。杨浦区政协委员方里院调查了五角场附近十几家“网吧”、“游戏机房”,家家生意兴隆,人声嘈杂,其中八成以上是中小学生。据调查,网吧的顾客70%以上是大中小学生,每天下午3时半至晚上11时半正是网吧生意红火的时段,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是上半时段的主要客源。③大量名不副实的“网吧”、“游戏机房”充斥街头,给主要消费群体——中小学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根据有关资料,目前西安市经过许可经营的网吧有1000多家,终端计算机6-7万台,每天下午3时半至晚上11时半, “网吧”、“游戏机房”,家家生意兴隆,人声嘈杂,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小学生沉湎“网吧”、“游戏机房”的现象令人堪忧。部分网吧还提供 “吃喝玩睡一条龙服务”,为上网者供应食品、饮料、零食和提供通宵包位等服务项目。④

 从北京“蓝极速网吧”少年纵火烧死25人,到重庆2名初中生通宵上网劳累过度睡在铁轨上被火车扎死,从新疆12岁少年连续泡网22天,到多起中小学生猝死网吧事件的发生,上网成瘾引发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从网吧所引发的杀人、伤害、盗窃、敲诈、涉黄等案件的不断增多,到中小学生沉湎网吧,荒废学业,逃学、厌学,精神颓丧,诱发犯罪,致使家长伤心,教师烦心,学校忧心,社会担心的不争事实,说明网吧的“亡羊”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网吧的暴力游戏、沉溺聊天、淫秽色情这三大灾害给人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伤害,已经成了千夫所指,令人触目惊心。⑤“网瘾”,正在吞噬着我们下一代的理想与激情。

目前,中学生“厌学”、“弃学”、“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已成为全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前不久,央视“法制栏目”举办了有教育家、戒网瘾知名人事和社会相关人员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上 ,在谈及“网瘾界定”和“矫正方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见解,差异很大,引发激烈争论。然而,在究其形成原因时,大家的看法却惊人的一致,众手所指皆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简言之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大家都知道,延续了千余年的应试教育,远远滞后于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同现代人的生活与需求格格不入,已经到了不彻底改变真的不行了的地步。然而,教育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新时期的“教育之道”应该是个什么样?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模式,但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教育离不开文化渊源,创办新时期的教育,必须从中国古文化中汲取力量。

问题发生在孩子身上,责任则只能归于成年人,就像产品的问题不在产品的本身,孩子永远是无辜的。“问题孩子”身后必有“问题父母”,“问题学生”背后必有“问题老师”,父母不改变,老师不提高,“问题少年”的问题能从根本上解决吗?“问题孩子”能不在产生吗?故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必须拿教育开刀,必须从父母和老师入手。

根据调查,未教所里的未成年劳教或收容教养人员中,有80%都曾沉迷网络游戏。网吧的不良环境和网络的不良内容均易影响未成年人的行为、思想,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向红强调说,未成年人对网络游戏的衷爱,很可能强化他们的好斗性和暴力行为倾向。

“无钱玩网游而抢劫杀人,17岁的李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2006年,李飞伙同谭建,邓杰等人,在涪陵清溪沟某处抢劫李涛和孙华的财物未果,进而将两人带至一废弃幼儿园的空地内,进行殴打。

 殴打后,李飞等人竟萌生了杀死李涛和孙华的想法。李飞等人用斧头敲击、石块砸击李涛和孙华。李飞等人见李涛两人昏迷,以为已死亡后,才离开现场。

 向红在对李飞的帮教过程中了解到,李飞的父母长期在外,使之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是非观很不成熟。同时,李飞从2005年开始就迷上了网游,经常逃课。与李飞一起作案的未成年人,也是他在网吧中结识的。

 由于没钱上网,李飞等人才想到抢劫。因没抢到钱,李飞等人感到失落,所以才对李涛和孙华进行殴打。

 “他们用这种行为,来寻找在网游中那种类似的快感。”向红说,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后,往往分不清虚拟和真实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就会容易模仿网游中的虚拟人物进行一些过激的行为,导致犯罪。

 向红说,当时,李飞最爱的网络游戏就是《魔兽世界》,而这款游戏也曾经是未教所里很多孩子的最爱。为了让自己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厉害,他们就必须不停地打怪。久而久之,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暴力、冲动的个性。

 “不少孩子喜欢玩‘CS’之类的网游。”向红说,当未成年人谈到这些游戏时,提得最多的就是“爆头”、“秒杀”、“被虐”等充满暴力的词语。未成年人在这些充斥着暴力打斗的“杀人”类游戏中,寻求刺激和过瘾。为了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比其他玩家强,不少未成年人甚至逃课“练级”。

 同时,未成年人玩的网游一般都是一些热门游戏。“一些不玩的孩子,因为和玩网游的孩子没有共同语言而被排斥。”不少未成人都是受到了周围同学的影响而接触网游。

 向红发现,未成年人沉溺网游后,容易在沟通、协作、情感等方面出现障碍,变得焦躁易怒,性格孤僻。严重的还可能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喜欢用冲动暴力解决问题。

 由于沉迷网游,这些未成年人渐渐在游戏中养成了“霸王”脾气、个性也变得残暴冷漠。他们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地与人相处,反而渐渐形成了错误的人生观,轻视他人权益,甚至藐视他人的生命权。(2012年11月15日【正义网】重庆一分院通报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少年犯80%迷恋暴力网游 35%来自单亲家庭)

专业社工介入“边缘青少年群体”困难重重

   同很多涉及“边缘青少年群体”社会服务缺失的案件一样,张贵英案也受到社工界、心理咨询界、非政府组织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新一轮“政府购买服务”热潮中,那些获得政府资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对这一案件尤为在意。

   一个理想的摸排“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方法是,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摸排。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团中央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欧洲,在芬兰找到了上述模式的理想实践——“青年侦探”项目。

   “青年侦探”即为职业青年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哪里有边缘青年,然后通过登门拜访、预约访谈、网络聊天、电话沟通等方式,去接触并帮助青年摆脱边缘化处境,尽快融入社会。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谁来拯救“张贵英们”-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1日】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合作模式,近两年也已算不上是新鲜事儿了。在“政府购买服务”潮的浪尖——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团海珠区委“领工资”了。

   “启创中心”近期以550万元的价格承接了由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政府出资,团海珠区委监管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海珠区26万名6岁至30岁青少年所在的6个社区、12所学校提供社工服务。上一年,该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250万元左右。

   尽管受雇于政府,但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摸排上,廖焕标和他的团队仍感到困难重重。

   “要摸排这类青少年,绕不开司法、公安部门,但要与他们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焕标说,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大重要服务门类,也是最能体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服务产品,但它同时也是最考验政府服务意识、认识水准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门放开手和社会组织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这个群体,而要‘服务’,不容易。”

   廖焕标从圈内朋友处听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区禁毒”项目上进行尝试,与某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一项目险些夭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司法部门能有这种意识,本身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跨越。”

   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为所谓“边缘青少年”之前,会经过由社工组成的5层“保护网”的过滤。第一层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第二层是驻校社工,第三层是社区针对吸毒、卖淫等人员的专项服务社工,第四层是每天在社区巡查的社区外展队社工,第五层是从夜间23时至清晨6时巡查的深宵外展队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边缘青少年群体”,香港法庭在正式判处刑罚前还有“社会服务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专业社工介入对失足青少年进行辅导,帮助其找工作、读书或者创业。

   “在内地,就很少见到警察、法官、检察官、医生会把可能有问题的青少年转给社工。”廖焕标介绍,启创中心接到的“边缘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从有驻校社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处获得,从未有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转介过这类人群。【谁来拯救“张贵英们”-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1日】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

 100万欧元是个什么概念?

1欧元=8.7705人民币

100万欧元=877.05万

中国教育,从娃娃抓起不如从父母抓起

何谓责任?责任就是德、就是-个人的良心!教育的责任就是让“坏人变好人”,如果让“好人变成坏人”那就不是教育的责任!如今我们教育制造了数千万“差生”,这是一种不负责的教育,病态的教育。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出了问题,对此,我们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曾说过“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岀了问题的要害。教育不仅要对我们子负责,对家长负责,更重的还要对社会、对人类负责。教肓如何担负此责任?一句话,就是我们教育必须而且只须培养有责任感的接斑人!培养终身学习的责任!如何解决?就简単地说,是以下三个问题就。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人为什么要学?要习?

 第二个是:人为谁要学?要习?怕回到过去和

 第三个是“人应该怎样学?怎样习”?

 人类一旦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无需要考试,中国第一大部的工作性质就有可能改变。被老师称为“差生”的爱迪生已解决了此问题,你看:这位伟大的科学巨人在学校只呆三个月,作为“笨蛋”被迫离开心爱学校之后,没有参加任何一所学校的考试,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发明家?因为他不但知道人为什么学,为谁学,怎样学这三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知“活到老,学到老”哪种-天不学不知道的境界,他正真做到了“老牛明知夕阳晩,不用扬鞭自奋蹄”实干精神。

“刘启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付某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月20日下午3点,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富源县对备受社会关注的“两少年流窜三省特大抢劫杀人案”进行一审宣判。(6月23日 人民网)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启智、付某共谋采用杀人的方式抢劫他人财物,9天内分别在湖南省、广东省、云南省入户抢劫作案4次。在抢劫中致7人死亡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成立。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共谋犯罪,共同杀害被害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二被告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付某作案时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刘启智,出生于1994年4月,湖南省武冈市人,高二辍学;付某,出生于1995年8月,湖南省武冈市人,高二辍学。这两人9天时间跨3省残杀7人,让人无不震惊!

 两个白白净净的少年,上高中后是同班同学,而且住在同宿舍。2012年暑假期间,两人一起上网,约定一起出去“弄点钱”。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家出走?刘启智在庭审时说:在学校成绩一般,因为触犯校规被批评,觉得读下去也不行,没有前途。两人家庭贫困,父母准备让他们上完高中后上大学。但他们曾对父母说:“现在赚钱的方式很多,我会养活你们的,我们准备出来干大事……做暴发户。”

 年轻人辍学后,就容易迷失,走上犯罪道路。在第一次杀人后,就会更加嚣张,更加疯狂。刘启智在庭审时招认:在武冈市杀的两人,是他们不给钱。在富源杀的五人,是回不了头。

 据办案民警介绍,两人作案不计后果,胆大妄为。两人被抓时都很淡定,在描述残忍手段时,毫无愧疚之情。更嚣张的是,警方查看两人的聊天记录发现,他们还想继续作案:“短时间内杀了几个人,那么多警察抓不到我,看来我还要继续杀人!”

 加强青少年的人生观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是社会的重大课题。学校如果做好思想教育,耐心挽救,杜绝辍学,不让他们带着包袱走出校园,流向社会,是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任务

附录-

谁来拯救“张贵英们”-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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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拯救“张贵英们”

本报记者 王烨捷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01日   08 版)

   张贵英案宣判在即,其辩护律师姚飞一改以往在宣判前三缄其口的姿态,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进城务工,想要改善生活,是很正常的追求。”姚飞认为,张贵英“本质不坏,还有救”。

   从业多年来,他见过太多像张贵英一样“本质不坏”的失足青年,在他看来,过多关注惨烈的、甚至耸人听闻的案情本身已经意义不大,“可以把关注的节点往前移一移,如果有专业社工或社会组织提前介入,他们可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张贵英是去年8月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案嫌疑人周克华的90后女友,认识周克华以前,她在四川省宜宾市城区南岸金发街“坐台”卖淫。今年1月,她被公诉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窝藏罪起诉,而其辩护律师姚飞坚持免费为她做无罪辩护。

   “一周一万元”不应成为关注焦点

   一些此前没能得到公众足够关注的案件细节浮出水面。

   在从事卖淫活动之前,和所有辍学后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一样,张贵英也曾尝试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工厂流水线上从事“正经工作”;失业返乡后,她的经历和大多数返乡务工人员一样,没有“路子”只能在家待业,后被远房亲戚骗去宜宾卖淫。

   “试想,如果广东的电子工厂有驻厂社工,如果她失业返乡后乡镇或街道有专职社工,如果乡镇能安排失业农民工参加劳动技能培训,如果……”姚飞把20岁的张贵英称作“孩子”,“她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想学习技能,想改善生活。都是很淳朴的愿望。”

   记者注意到,张贵英案庭审前后,得到公众关注最多的细节是周克华包养女友“一周一万元”。张贵英的家人也曾一度纠结于此,希望律师为孩子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姚飞对此未作过多赘述,“网上已有的案件详情基本属实。”他认为,案情本身之外,政府机构对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干预机制和个案危机处理机制更应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参与的另一起著名案件——曾世杰案,此案曾被称为“川版马加爵案”。2010年3月30日,曾经的高考状元、四川大学学生曾世杰“因丑杀人”,将同校女生杀死,并刺伤两名男生。

   “他出生于凉山州的农村,也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最令姚飞扼腕,同样也并未得到公众足够关注的是,曾世杰在川大就读期间,曾将自己的心理问题向班级辅导员反映过,却未得到重视,“由轻微的心理问题,发展到后来心理扭曲,变成心理疾病。他向老师说过自己有心理疾病,寻求过帮助,责任在谁?”

   姚飞随即又道出了一连串的假设:“如果有专业社工进驻到校园里,如果曾世杰的辅导员有那么一丁点的心理学基础知识,如果……”

   曾世杰案案发两年后,记者查询四川大学官网发现,学校校内机构中并未设有与学生心理咨询服务相关的处室或机构。“学生工作”栏下简单介绍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工作职能——积极发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五级网络”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因心理原因导致的不良和恶性事件的发生。

   同为卖淫女,结局大不同

   同样从农村进城务工,同样初中没有毕业,同样以卖淫为生,却因为从业地域的不同,使得两个女孩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未来。

   这两个女孩,一个是在四川宜宾“坐台”,后来遇见抢劫犯周克华的张贵英;另一个是在江苏苏州卖淫,后来遇见“苏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志愿者、心理咨询师费月红的小美(化名)。

   从媒体上获知张贵英的事情,费月红忍不住拿她和小美做比较,“女孩子,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劳动技能的漂亮女孩,进城后很容易产生不公平感、虚荣心,从这一点上讲,小美和张贵英其实是一样的。”

   小美的遭遇甚至比张贵英更糟一些。她初中没毕业就被亲戚骗到苏州卖淫,卖淫的目的是供家里唯一的男孩读书,“家里的几个女儿全都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就为供这一个弟弟。”

   卖淫期间她结识了一个自称真心爱她的男人,为了能和这个男人一起过上安逸的日子,小美拼命“接活儿”,努力攒钱。直到有一天,这个男人卷走她所有存款后消失,小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费月红见到小美时,她刚刚自杀未遂,被人救起。她把小美带到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告诉大家,这个女孩是自己的“学生”,到工作室来“帮忙”。实际上,两人心里都清楚,小美是来接受心理辅导治疗的。

   费月红带着小美一起到苏州大学给大学生做心理咨询服务,安排一些简单的杂活儿给她干,时不时表扬她几句。透过该项目,这个失足少女第一次与大学生接触。

   这是一个小美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群体。她看到,有的女孩家境贫寒,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并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学费;有的女孩被男朋友抛弃了,却能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成绩优异,照样拿奖学金;还有的女孩辍学后到苏州打工,却能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通过自考获得大学文凭。

   不到一个月,小美主动找到费月红,想离开工作室,正式学一门技术,找份工作。费月红为她申请了团苏州市委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两人商量后,选择了“美容美甲”班。

   小美最近在安徽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美甲店。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而张贵英,则在被杀人犯包养的阴影中,等待最后的宣判。

   专业社工介入“边缘青少年群体”困难重重

   同很多涉及“边缘青少年群体”社会服务缺失的案件一样,张贵英案也受到社工界、心理咨询界、非政府组织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新一轮“政府购买服务”热潮中,那些获得政府资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对这一案件尤为在意。

   一个理想的摸排“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方法是,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摸排。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团中央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欧洲,在芬兰找到了上述模式的理想实践——“青年侦探”项目。

   “青年侦探”即为职业青年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哪里有边缘青年,然后通过登门拜访、预约访谈、网络聊天、电话沟通等方式,去接触并帮助青年摆脱边缘化处境,尽快融入社会。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合作模式,近两年也已算不上是新鲜事儿了。在“政府购买服务”潮的浪尖——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团海珠区委“领工资”了。

   “启创中心”近期以550万元的价格承接了由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政府出资,团海珠区委监管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海珠区26万名6岁至30岁青少年所在的6个社区、12所学校提供社工服务。上一年,该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250万元左右。

   尽管受雇于政府,但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摸排上,廖焕标和他的团队仍感到困难重重。

   “要摸排这类青少年,绕不开司法、公安部门,但要与他们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焕标说,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大重要服务门类,也是最能体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服务产品,但它同时也是最考验政府服务意识、认识水准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门放开手和社会组织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这个群体,而要‘服务’,不容易。”

   廖焕标从圈内朋友处听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区禁毒”项目上进行尝试,与某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一项目险些夭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司法部门能有这种意识,本身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跨越。”

   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为所谓“边缘青少年”之前,会经过由社工组成的5层“保护网”的过滤。第一层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第二层是驻校社工,第三层是社区针对吸毒、卖淫等人员的专项服务社工,第四层是每天在社区巡查的社区外展队社工,第五层是从夜间23时至清晨6时巡查的深宵外展队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边缘青少年群体”,香港法庭在正式判处刑罚前还有“社会服务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专业社工介入对失足青少年进行辅导,帮助其找工作、读书或者创业。

   “在内地,就很少见到警察、法官、检察官、医生会把可能有问题的青少年转给社工。”廖焕标介绍,启创中心接到的“边缘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从有驻校社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处获得,从未有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转介过这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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